民主黨公佈與中央政府就政改方案的對話過程，顯然不可能消除各方的疑問、成見，但是事件中本港政黨、特區政府、中央政府的互動，涉及的角色定位及權力運作，則可為香港制訂下一輪政改方案，包括2016及2020立法會選舉、2017特首選舉，提供前所未有的經驗、借鑑。
民主黨人士早前引述特首曾蔭權披露，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曾三度否決民主黨的區議會改良方案，最後因國家主席胡錦濤介入，接納了民主黨方案，才令香港政改避免再次原地踏步。這番言論給外界的印象，一是胡錦濤與習近平意見不一，二是胡錦濤才是決定香港政改生死的話事人。
習近平身兼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香港政改方案必定要經他審視，但不等於他就是唯一的決策人。由於香港政改影響深遠，如果說相關方案須經中央政治局同意，須經胡錦濤同意，都在情理之中，以習近平現時的「儲君」角色，也沒有自把自為之理。因此，將否決、接納民主黨方案視為中共高層權鬥的結果，未免過於簡單化。相反，如果說中央先以否決施壓，換取民主黨公開承諾支持政改，倒不失為高明的談判策略。
值得關注的是，在香港今後爭取2017、2020真普選的過程中，中共高層將在2012、2013年換屆，胡錦濤勢必卸任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而會否依照江澤民的先例，留任中央軍委主席至2014年，則是未知之數。如果香港遲至2014年才決定2016立法會選舉、2017特首選舉的政改方案，屆時中央政府的主政者可能已是習近平。一旦誇大習近平今次在否決民主黨方案的個人喜好，顯然無助於今後的對話。
無可否認的是，香港政團與中央政府就政制問題直接對話，已將特區政府邊緣化。曾經自吹自擂要為香港政改「玩鋪勁」的曾蔭權和特區政府，靠起錨騷、辯論騷為自己塗脂抹粉，結果只是將政府政改方案的民意支持度越踩越低。另一方面，香港政團與中央政府直接對話，也有將中央對香港政制的干預合理化之嫌，而這種干預顯然超越了《基本法》有關中央政府只管理香港國防、外交事務的規定。
全國人大常委會先後兩次作出決定，否決香港2007/08、2012雙普選，束縛了香港民主發展的進程，更成為一些泛民人士不得不接受的政治現實。現時尤應警惕的是，如果中央政府第三次釋法，保留立法會功能組別及設立普選特首的「民主程序」，這樣的政治現實，泛民是否要再次接受呢？如果不接受，有甚麼可以做？有甚麼應該做？港府如果第三次提請中央釋法，而不是努力協調本港政團，完成2017、2020普選的本地立法，豈不是自廢武功、再次自取其辱？
顯而易見的是，中央今次最後接納民主黨方案，並不是中央放棄為香港民主施加鳥籠，不是港府起了橋樑作用，也不是民主黨一黨之功，而是議會抗爭、公民抗爭相互支援的結果。真正決定香港政改生死的，是勇於抗爭、勇於對話的香港人。要促使港府和中央政府盡快落實真普選的路線圖，離不開對話、談判，更離不開議會抗爭和公民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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