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見過程硯秋是個遺憾。我並非是指人的長相有多漂亮，按今天「帥哥」、「俊男」的標準去打量，高大偉岸的他是不夠格的。但是程硯秋有「看不完」的引人氣質。一如清水，氣韻超群。這在藝人中十分罕見，即使在今天的演藝名流裏，也是極其少有的。
程硯秋十二歲那年，得遇大名士羅癭公。除有「聲色之美」，羅認定他身上還有「光正之風」，是繼梅蘭芳之後的絕佳人才，前途不可限量，遂決心鼎力相助。我個人以為，最大的相助有二：一是籌措七百大洋為其贖身，使之成為自由人。二是教他系統學習文化知識，使之成為文化人。為此，羅癭公完全犧牲了自己，除延請名師繼續學戲、練聲，還為他安排了各種課程，全面又周密：讀古文，誦詩詞，練書法，學繪畫，觀摩電影等。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程硯秋的書法，皆為他親書。我們所能看到的程硯秋的繪畫，都是他親繪。我們所能讀到的程硯秋的詩作，都是他親作。包括他的講話，發言，考察報告，也是自己一手寫就，從不勞人代筆。其文化程度，即使今天的名牌大學中文系有學位的人，未必趕得上。
這裏，不妨再選一首他的詩作，讀來──
「一年一度看繁英，
遊人結隊盈春城，
突遇惡風盡摧折，
搔首問天天無情。
原來世事盡如此，
何必為花鳴不平？
人壽比花多幾日，
輸它猶有賣花聲。」
有風有骨，有品有格，把它擱到任何一個朝代，都算得好詩。有個細節，很說明問題。金融家資耀華1936年春坐火車外出公幹，碰上了程老闆，他立即請程硯秋餐車上一起用餐。聽說要請程硯秋，車上的伙房傾其所有。用餐時全體工作人員一齊出來向程先生問好。程硯秋自帶一瓶十幾年的陳酒法國白蘭地，說：「今晚，您請我吃飯，我請您喝酒。」程硯秋海量，三杯下肚，古今中外，興致極高。資耀華發現這位伶人不同凡響，他的關於「戲劇藝術的高論」，「使我茅塞頓開」，「且文學造詣很深，詩詞歌賦，琴棋書畫，都有獨到之處」。（見《陳光甫與上海銀行》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1991年p77）要知道，資耀華本人也是一個精通文學，音樂，崑曲，京劇的雅士。
讀了日記，我又得知，原來程硯秋最喜讀的是史書。在青龍橋務農的日子，他從《史記》讀到《清史》。幾乎每天都讀，與古人為友。書香的清芬中顯露出的閒適之情和典雅之意，叫你能忘記他是一個伶人。說他手不釋卷，實不為過。他也有着一般文人的習慣，閱後總有諸如「極有趣味」、「得益甚多」之類的點評。如遭遇特別的事件和經歷，有了特別的感動和感受，悲身憂世，程硯秋下筆就異常地強烈了──
「讀《明本紀》6頁。太祖始至嘉靖，均懷老慈幼，免水旱各稅，祀天，莫不以民為寶。民國二三十年來，所謂上層階級，人莫不以私欲難滿為懷，姨太太鴉片大房子為寶，民焉得不困窮，國家如何得了，思之痛心！」（1943.2.26p314）
「事變後，所有當局者換了數個，沒有一個給老百姓留有點滴好印象。」（1943.4.30p331）
「《宣和遺事》讀完，徽欽二帝經過慘狀，宮人，公主，王妃均被擄去，青衣行酒真不如平民精神快活，亡國之慘，真不忍讀。」（1943.12.27p379）
1944年5月，程硯秋寫了一篇很長的日記。內容如下：
「宣永光所寫《夢囈》、《清嘲》云：唐甄著唐子潛書裏說，天下之大害莫如貪，夫盜不盡人、寇不盡世，而民之毒於貪吏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常人貪，毀社會，商賈貪，擾市面，官吏貪，禍邦國，害民命！盜固然可恨，並不是人人可以為盜；寇固然可怕，並不是時時可以有寇，常人貪，還有畏懼，商賈貪，還有所顧慮，且受害者亦有告發之處。唯官吏貪，則有威權在手，有靠山在後。我國的官吏，百分之九十九必有更大之官吏為之後盾，小民雖受盡種種剝削敲詐搜求與刮摟的痛苦，絕無可以告訴之地。不過要知唐氏所言，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指中國之天地而言。因為在全球五十餘國之中，獨有中國是貪官污吏的養成所。你就看他們因貪污發覺被判處徒刑之後，還有上訴之餘地，有不服的可能，而小民為盜為匪，則一審之後就命到底了。這就是治民而不治官，或輕民命而重官命所縱容而成的怪現象。否則，袁世凱所定的《懲治官吏法》，必不能沿襲奉行，而非如此不可的《懲治官吏法》，我與許多人一直呼喊20年之久，並沒一絲的效力。豈知誅貪官殺污吏是最根本、最有效、最正大、最妥當、最清源正本、化盜寇為良民的根本而又根本唯一之道，切要之圖，也是小民所日夜祈禱的實惠！僅僅這一點輕而易舉的事若不肯實行，一切一切的救國救民的話，大可不必出口，在君主時代還有一句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話，何況民國？觀此文極切理……特抄記。」（1944.5.19p415）
「上至最高長官下至販夫走卒，據我眼光看法，並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均是要人亦可均是賤人。世界等於大舞臺，所有一切皆是與戲劇攸關。所謂要人亦不過是一演員而已，民國30餘年這般演員並未更換。」（1944.3.21p401）
「本區特務鄭及成來訪，口出不遜之言而去，態度驕橫，想定是東北老鄉。現下特務名詞極響亮，比日本天皇帝號還要響亮得多。」（1943.3.8p316）
「所到數家均談吃飯問題。三輪車，路上騎車無一不談此。民國革命至今已到最後階段，種因得果之時也。少數野心家造成萬萬人處此人間地獄。」（1943.4.15p326）
「遇小毛特務，心不快，山清水秀之地，有此種人在此，實大煞風景。」（1945.6.29-30p479）
「勸金先生不要太悲觀，好戲還在後頭，墨索里尼暫時休息，希特勒唱累休息，恐亦不遠矣！」（1943.8.11p352）
程硯秋有一顆高尚、敏感的心。這樣心靈與知識相遇、與經驗相接，是可以產生智慧和人生感悟的。這樣的心靈在歷經坎坷之後，是可以從中提煉出思想和真知灼見的。日記裏，他針對現實發出的議論，對社會的懷疑以及對世道人心的判別，隨處可見，均為有感而發。上面幾段對時政、官吏，特務發表的看法，就具有強烈的社會批判性和現實針對性。在一個白雲蒼狗、瞬息萬變的動盪社會，苦難總是難免的。對於習慣於平凡的普通人而言，唯求生存而已。程硯秋則不同，他的見識穿越了歲月的黑暗，表現出一個清正文人的情懷和不肯屈從於醜惡的天性來。
程硯秋有着很強的自省意識。日記裏常自責，小事也不放過。酒後言多，他自責：「萬俊峰君請晚餐，暢飲其自製白乾酒，好極。暢談暢食真快樂，就是酒後言多，事後思之極悔。」（1943.5.15p335）請客花錢多了，他自責：「兩桌粗菜連酒花掉600元，所謂一席飯，窮人半年糧。酒吃過極難過，酒要少吃，太感傷身，特記。」（1944.2.16p393）閒聊有失，他自責：「座中有人談及俞振飛桃色事，當即答：現在陳女人已與其名正言順了。言後極悔，語太刻，失之忠厚，下次不可。」（1943.5.17p335）去岳父岳母家，回來也自責：「與素瑛至岳父處看岳母，謝了好幾樣，我亦記不清了。自發議論太多，表示我能，太差，應自注意。素瑛亦同我的毛病一樣，皆是沒涵養之故，下次不可。」（1944.8.9p430）失約了，他也自責：「至勵俊鋒兄處，因定今晨6時赴西直門外散步，起晚未如約，甚不安，故送40年白蘭地兩瓶，道歉意。」（1943.6.6p340）自己守時，也要求別人守信。一次，應約給朋友寫集錦之扇，接扇即寫，寫畢即令小二送達下家。事後「聽小二言才知未送去，聽此話大氣，我趕寫結果未送去，少吃一饅首。」（1944.7.19p426）第二天，還惦念著，「若再不送去真活活把我氣煞了。」（1944.7.20p426）。第三天，還在日記裏念叨。今人早已習慣失約，充其量說聲「抱歉」罷了，但程硯秋能數日不安，做出補救。即使別人失信，他也不容。這一方面可見對己之嚴，另一方面，說明他像個西方人把守時守信視為重要的行為品德。梨園行盛行的「竹戲」（麻將），對此，日記裏程硯秋說的更多了：「打牌耗夜於身體實無益，可說對竹戲趣味毫無，散後預定至我家來竹戲，當時未允，恐竹戲開始無已時，金錢，競爭，徒傷感情，兒女效法又不衞生，環境立場不同，恐外人道抽頭聚賭嫌疑，有此數點極不願意，極力避免至我家來打牌，友人不諒解亦無法。」（1943.3.21p320）小事見人品，修養看細節。難怪人們說：美人就是細節之處經得起挑剔。程硯秋無可挑剔。日記裏，有一張郎之萬題詞的影印件。這個著名物理學家、法國科學院院士、英國皇家學會會員非常推崇程硯秋的人品，說他「品德崇高」，自己「益深欽佩」。（《郎之萬題詞》日記p112）
程硯秋具備一定的文化素養，眼光自然遠些，能有所超脫。兩位朋友來信，問他是否從此不演唱，若從此不唱太可惜。他在覆函中寫道：「適可而止，所謂好花看到半開時，何況是快落之花呢！」（1943.3.20p320）要知道這一年，他才三十九歲。他是名角、大名角，但喜歡平淡和平凡。1943年12月4日，程硯秋進城辦事，足蹬大毛窩（即棉鞋）、身著大布袍，遇到的同行熟人說自己的樣子和舉動「不似四大名角」，他聽後特別高興，感覺是「甚合我意」。當然，他對自己的藝術成就，打心眼兒裏還是在意的。一次，朋友告訴他，因為自己不唱戲，社會遂有「無戲可看」之說。聽後，程硯秋十分快意，當晚寫下這樣的文字：「言社會人士聽我不唱之信，皆言無戲可聽。我想唱到適可而止告一段落，與人回憶極有味。因向不與人爭論，請新聞界吃飯向不做此利用，好壞自有公論。埋頭多年研討，今始大家公認不唱可惜，我心極欣慰，不枉多年苦練習。」（1943.5.9p333-334）程硯秋在生活中追求什麼？1943年9月6日的日記裏，他寫明：「上午練拳，舞劍，下午畫梅，寫字，讀書，散步，一日均做雅事。所謂應有盡有，來多日此日沒虛過。」看來，以唱戲為業的他心目中的理想生活，並非終日唱大戲，掙大錢。
「悠悠江海心，點點星霜鬢，對青燈片言難盡。」每每想到他一人住在鄉下，翻閱史書的情景，突然覺得他是多麼寂寞，也多麼甘於寂寞。燈花已落，星月又沉。程硯秋力圖尋找寧靜與充實，寧靜是求得一種潛沉，充實是感受生命的豐盈，心靈純如落葉。有人說：一支雞，只要有飛的勇氣，就是鳥；一支鳥，放棄了飛的念頭，就是雞。伶人程硯秋是鳥。
自甘沉入底層的他，始終都在飛，從未墜落！
2010年5月
北京守愚齋
文：章詒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