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全國總工會（簡稱「全總」）本周初發表了《關於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研究報告》，建議每年為3%，即約300萬名農民工解決進入城市的戶籍問題。儘管這個建議會否為國務院接納、如何落實的細節都未確定，但農民工變身城市人的路已打開。
期待有公民權利的平等
按全總的詮釋，「新生代農民工」指的是「80後」一群，目前人數約為一億，報章和網絡通常稱他們為「農二代」。農二代與其父輩最大的不同之處，不只在於更主動地要求薪酬待遇的改善，更在於要求生活得有尊嚴、對公民權利的平等有更高的期待。
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當局不知說了多少次要解決歧視農民工問題，肯定比說要讓香港普選特首及立法會多得多。但是，直到今年全國人大會議前夕，13家報章、3家網絡發表共同社論炮轟戶籍制度，仍遭秋後算賬。是甚麼人、甚麼事讓當局轉變態度，讓一直充當官方代言人而非工人代表的全總，第一次提出逐步解決農二代戶籍問題的可實施方案？
農民工的城市戶籍問題以往受重視，其實有濃厚的污名化色彩。不少官員、學者都將城市罪案的增加歸咎於入城打工的農民，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陸學藝甚至聲稱，解決了農民工戶籍問題，「比一年搞三個嚴打都好」。但是，農民變市民顯然不能解決城市治安問題，反而令戶籍問題的解決失去動力及緊逼性。
真正為農民變身市民開路的，並不是御用學者，並不是官方的總工會，並不是一黨專政的中共，而是方興未艾的罷工潮。正如《國際歌》所唱的：「從來就沒有甚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當農二代以其勇氣、鬥志，在大江南北掀起罷工潮時，當局不可能派兵鎮壓，也不能再坐視不理，解決戶籍問題只是一個開始。或許，在維權事務上日漸活躍的香港80後，可以同內地農二代相互借鑑、相互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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