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最好不要過多惦記前輩的紀念館。那些紀念館展示了激動人心的精神高蹈，相關操作經驗卻難以複製，在時過境遷的另一個時代很可能失靈。如果把大師當摹本，在紀念館裏凝定夢想，立志成為托翁第二或莎翁第二，那麼很可能是操一支古代長矛的天真出征。
這是因為大師多具有一次性，不可能克隆量產；而且在當今這樣一個劇變的時代，哪怕真有托翁與莎翁再世，哪怕他們手裏集有先賢的全部經驗和手段，恐怕也不夠用了。
人很難在不同時間踏進同一條河。
文學的認知功能已被大大削弱。在缺少網絡、影視、廣播、甚至報紙的時代，作家就是一個個信息中心，是社會萬象和人生百態的主要報告人。只要不是寫得太爛，他們怎麼寫都新鮮，怎麼寫都開眼，怎麼寫都有好奇的讀者，其小說、散文、劇本、詩歌都是「黃金時段」和「報紙頭條」——假如那時也有這些概念。如果他們心一橫，敢言人之怯於言，便更是振聾發聵的意見領袖，足以爆破整個社會認知成規。問題在於，新聞業正在從作家手裏接管這一業務。後來居上和異軍突起的新聞業迅捷而龐大，呼風喚雨，無所不至，對人世間每個角落的動靜都施以信息榨取和認知過濾，比作家總是快上一步。於是，靠文學來擴展見聞和傳播知識必定低效。文學「信息量」偏少已成為讀者們普遍的抱怨。作家們即使操弄個性化、具象化、虛構化、深度化等祖傳利器，但就一般情況而言，要把新聞業濾下的殘渣做成佳肴，確已難度大增。
文學的娛樂功能也被大大削弱。文學最為火熱的時代，一定是電子遊戲、流行音樂、夜總會、旅遊、動漫、選秀、T台等尚未普及的時代。那時候的戲劇如同節日，詩歌如同美酒，小說與散文是最佳休閑場所，具有娛人耳目的相對優勢。洛陽紙貴、鑿壁穿光、一書難求、接力夜讀等情景大概就是這樣出現的。問題在於，娛樂業也在從作家手裏接管這一業務。謀求神經亢奮，尋找感官刺激，竊窺人性隱私，如此最high之事常在文學之外。即使是講故事，影視公司似乎能做得更為有聲有色和規模宏偉。那麼，還有什麼理由要求一般尋樂者繼續對文學的忠誠？有什麼理由去奇怪一般青少年——包括不少大學文科生，把魯迅、曹雪芹、托翁和莎翁視為沉重的學業負擔？文學的文字美、結構美、想像美等等，在缺乏相應訓練的讀者那裏正成為入門頗難的智力運動項目，正在日益小眾化與專業化，難道不是極為正常的結果？
有些變化是可逆的，有些變化是不可逆的。文學在這個時代最重要的不可逆變化，是以電子化和數碼化為特徵的新興傳播手段，一如以往紙的發明、印刷的發明，正在使文學猝不及防地闖入了陌生水區。
時值二十一世紀，人類有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自由選擇權，但為什麼從這時起人類倒變得如此猶疑不定、六神無主、手足無措、茫然無計，竟找不到自己真正信賴和需要的東西？如果人類長期處於這樣一種文化消費中的自我分裂和自我對抗，那麼這種所好即所疑、所樂即所輕、所愛即所憎的左右兩難，是不是一種文化狂歡之下的精神死機？如果人們在這個美妙時代裏什麼都想要，好事都佔全：既要狂喝海吃又不要卡路里，既要揮金如土又不要儲蓄，既要享受周到的公共設施和社會福利又不願繳稅（見2010年1月27日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一句話，既不承擔任何責任又奢求什麼東東來為自己承擔全部責任，那麼這種「減肥可樂」式的文化幻想，是不是注定了最終的一無所有？
也許需要重新啟動，重新確定一個方向。
一個重建精神價值的方向。
這需要很多人的共同努力，重建一種盡可能不涉利益的文化核心、級差以及組織，即文明教化的正常體系。是的，在這裏我願意重新使用「教化」這樣一個詞，在人類幾百年來鍾情於「自由」一詞以後，在有效教化與寬幅自由互為條件的奇詭歷史之中。
換句話說，「自由」如果要避免死亡，正需要「教化」的救贖。今天的教訓是：沒有教化的自由已經成為了另一種災難。
韓少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