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三十日，陽光燦爛的周日，我正準備出門去教會做禮拜，忽然接到派出所民警老李的電話。老李吞吞吐吐地說，我們接到命令，從現在起，你出門由我們負責接送，原因嘛，你自己也知道。
這已經不是我第一次享受專車接送、保鑣陪同的待遇了。從奧運會之後，一遇到所謂「敏感」日子，此種服務便送上門來。這筆開支當然是「維穩」經費的一部份。這一次，是因為甚麼事情呢？我一拍腦袋才想起來：原來，那個日子又臨近了。
黨和政府每年提醒
那個日子，那個殺人的日子，那個兇手恨不得從日曆上抹掉的日子：「六四」。我真要感謝黨和政府，每一年他們總是用這種特殊的方式提醒我，不要忘記那個日子，那個日子與你有關。
其實，那一年我只有十六歲，在成都遠郊的一個縣城裏，剛剛完成初中畢業考試。我沒有親歷屠殺的整個過程，只是與父母一起在收音機前聽到子彈的呼嘯、傷者的呻吟以及逃亡者的哭喊。從那一個夜晚開始，我過早地成熟了。但嚴格地說，我只是「六四」的旁觀者和遲到者。
後來，我認識了因「六四」而坐牢的廣場四君子之一的劉曉波，認識了白髮蒼蒼的「天安門母親」群體，認識了在「六四」那天身中數彈而失去一條腿的教友齊志勇，認識了上書呼籲為「六四」正名的老軍醫蔣彥永……我才意識到，那一天我不曾缺席，那一天我是有份的。丁子霖老師死難的兒子蔣捷連僅僅比我年長一歲，如果那時我生活在北京，死去的那個孩子會不會是我呢？
作為一名倖存者，我必須為「六四」而寫作，必須為捍衞記憶和歷史而寫作。當兇手依然趾高氣揚地君臨天下的時候，這種選擇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價。於是，我不能在中國大陸發表任何一篇作品，我的名字成了被網路審查軟體自動刪除的「敏感詞」，我的電話有另一雙耳朵在監聽，我的門口出現了便衣遊蕩的身影……
是拷問良知的尺規
即便如此，我不會向一個殺人之後繼續扼殺記憶和篡改歷史的政權屈服。在回顧二十世紀的歐洲的時候，歷史學家索爾．弗里德蘭德指出：「對這一階段歷史事件的一切研究都必須追蹤或聯繫到奧斯威辛事件……在這裏，所有的歷史記錄都達到了它的極限。」同樣的道理，對於當代中國人來說，「六四」也是拷問我們的良知的尊嚴的尺規。劉曉波二十多年來的堅持與抗爭，以及此後將承受的十一年監禁的苦難，都可以追溯到那一天。
老李開車送我去教會，我坐在轎車的後排。副駕駛上坐的是一個外表斯文、戴着眼鏡的年輕人，大概是剛從警校畢業的學生，手上還拿着一本新東方的託福單詞手冊。他知道自己在做甚麼嗎？他知道「六四」發生過甚麼嗎？他知道劉曉波和丁子霖的名字嗎？那一刻，我想向他朗誦幾句劉曉波入獄前夕寫的紀念「六四」十九周年的詩句：
年輕的亡靈
相信母親吧
母愛是火
即使熄滅了
也會用灰燼兌現諾言
余杰
中國獨立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