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本田、北京現代、上海夏普等外資大廠的罷工潮，顯示在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資方一面倒強勢的勞資關係正在發生變化，是內地工人在勞資糾紛中議價能力大為提高的標誌性事件。對資方來說，可以接受工人的加薪要求，也可以拒絕他們的要求而選擇遷廠，受的只是外傷；但對中國政府來說，新時期的工人運動，不僅衝擊社會穩定，更衝擊現行法律、制度，是難以治癒的內傷。
罷工得不到合法保障
連串罷工潮首先引發的是應否恢復罷工的憲法權利問題。中共建政後的第一部憲法，即1954年憲法，並未納入罷工自由；被視為文革憲法的1975年憲法和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憲法，都將罷工自由列為公民權利之一；1982年憲法，即現行憲法刪除了罷工自由的條文，但又未禁止罷工，令罷工處於既不違法、又得不到合法保障的尷尬地位。
與國際慣例接軌，是中國當局最喜用的一句話。在西方發達國家，罷工既有合法地位，也有操作上的規範；而中國於2001年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加入《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時，對公民「有權罷工」並未作保留。因此，民間近期要求恢復罷工憲法權利的呼聲復熾，當局不能不正視。
其次，外資大廠的新一輪罷工潮，基本上都涉及勞動權益問題，屬2008年開始實施的《勞動合同法》管轄範圍。為免引發撤資潮、為免影響經濟增長速度，當局對外資廠未執行《勞動合同法》規定一直是睜一眼、閉一眼，隨着工人自我保護意識的增強、互聯網提供的輿論壓力增強，這種情況還能持續下去嗎？
獨立工會成大勢所趨
其三，由官方操縱的工會，其組成、角色正面臨挑戰。以往國企的工會，等同於企業人力資源部門的分支，主要功能是為工人提供娛樂、動員工人投入生產，並不是為工人爭取權益，更不會站到資方或管理層的對立面。
全國總工會針對富士康連環跳樓自殺事件發出的文件，重點竟然是要「加強對青年職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的心理疏導」，儼然成為資方的代言人。獨立工會的興起已是大勢所趨，當局再橫加阻撓，勞資糾紛隨時演變成官民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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