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詒和:別情一種,柳絲不為繫萍踪––《程硯秋日記》讀後 - 章詒和

章詒和:別情一種,柳絲不為繫萍踪
––《程硯秋日記》讀後 - 章詒和

程硯秋(1904-1958滿族)是中國京劇「四大名旦」裏年紀最輕的,生得比誰都晚,死得比誰都早。他比梅蘭芳小十歲,比尚小雲,荀慧生小四歲。藝事開始最晚,成就卻不輸任何人。
他最獨特,藝獨特。獨特到你聽了一句,就會牢牢記住。你迷上了,就會終生不渝。生前享有盛名,死後流傳最廣。隨着時間的推移,對程派藝術的評價越來越高。
他最獨特,人獨特。性格,情操,經歷,為人都很不一般。必須承認:他留下的精神文化遺產是最多的,他的思想境界,道德修養,認識能力,求知欲望,自我意識等,在藝壇是首屈一指的。程硯秋不完全是藝人,凡事有看法,遇事有主張,人生態度積極,生活有目的。與此同時,他又有出世、超脫、歸隱、耕讀、虛無傾向以及濃濃悲情。兩個方面相互矛盾,彼此糾纏,中國文人氣質和精神追求水乳交融般地統一到他的身上。
2010年年初,程永江請人送來由他整理出版的父親日記──《程硯秋日記》,還帶了一句話:希望讀後能寫一篇書評。我爽快地答應了,畢竟我們有兩代人的交往。「日記」讀了一半,我就打電話告訴他,感受太多,恐怕不只是寫書評了。我需要對程硯秋做再認識,說着,說着,人也激動起來。
我曾撰文說:藝人是一個非常神秘的群體。你只能看到外表,他們會和你很親熱,但決不能讓你知道他們的內心秘密。然而,這本《程硯秋日記》製造了例外,打開了一扇視窗,使我們觸及到並得以探究一個中國藝人、一個有着非凡成就的藝人的內心世界。
戲劇圈子裏的人都知道,荀慧生記了一輩子的日記。伶人的文化水準不高,他不提筆,是找人寫的。有份材料這樣記載:一次,荀慧生在湖南湘潭演出。一個隨行幹部幫他做日記,問:「費這麼大勁兒記日記幹嘛。我看您記完了也不看。」
荀答:「先是記點事兒,怕忘了。後來覺得人活一輩子,酸、辣、苦、甜、鹹都有。可事前都不知道,等知道了,事兒也過去了。不記下來,怪可惜的……」
程硯秋寫日記,大概也有「不記下來,怪可惜的」的想法。但我始終認為,更重要的動機是想讓自己活得明白些。從日記的第一頁到最後一頁,貫穿其間的是程硯秋的自省意識。所謂自省,說白了,就是要弄清楚自己,弄清楚自己與這個社會、與周遭環境的關係。他要做個明白人。事實上在很多方面,他就是個明白人。
別老嘲笑戲子,很多人對生活的態度,對社會的理解,對自己的認識就是不如唱戲的,不如程硯秋。
2008年,是程硯秋逝世五十周年,程永江很想召開個紀念會,並說:「如果搞成了,你能不能談談程派演唱藝術的現代性問題。」
我答:「很遺憾,我不懂程派啊。」
看完日記,我覺得程硯秋的現代性,已不單是個唱腔問題。

在把看戲當成找「樂子」的時代,程硯秋已經立足於社會,嚴肅思考戲劇與人生之關係──這個實質為戲劇觀的課題,顯然是屬於現代思維的範疇。1931年12月25日,程硯秋在中華戲曲專科學校發表演講。說「我們演一個劇,第一要自己懂得這個劇的意義,第二要明白觀眾對於這個戲的感情……還有人以為戲劇是把來開心取樂的,以為是玩意兒,其實不然」。「一個戲總有它的意義,算起總賬來,就是一切戲劇都有提高人類生活目標的意義。」將藝術的社會功能提到人類生活目標的高度來認識,這在梨園行恐怕是絕無僅有的。此命題較之於後來的「文藝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文藝為社會主義服務」、「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等方針,究竟哪個更符合藝術的本質與特性?答案已是不言自明的了。
發表講話之後沒幾天,即1932年元旦,程硯秋刊登啟事:將「豔秋」改為「硯秋」,將字「玉霜」改為「御霜」。「豔」多形容色,而「硯」即為石,雖改一字,但用意頗深。以後的歲月,程硯秋不斷追索,冥思,叩問,心魄一如清冷之月光。昆曲大家俞振飛曾說,在程硯秋如泣如訴的歌吟裏,別有一股鋒芒逼人的東西存在。這固然是演唱特徵,但我以為基本上不是個技藝問題。鋒芒的背後,是他極端隱忍、極端堅定的個性;在個性的背後,則是他明確的人生立場和藝術觀念。

就在日進斗金、紅得發紫的當口,就在創辦南京戲曲音樂院(下設中華戲曲專科學校)、戲曲研究所、主編《劇學月刊》的時候,程硯秋超乎常理地、也超乎想像地提出要告別親友,只身奔赴歐洲,目的是遊學考察。此舉在同行看來,程老闆不是瘋癲,就是呆傻。有人說他意在效仿梅蘭芳出洋唱戲。但是,一個人出國遊學、考察西方戲劇,與帶個戲班、花團錦簇地做商業演出,孰難孰易?這是不難掂量的。但是,為何要獨自西行?卻不易理解。因為在東方社會,絕大多數仍是以謀生作為人生的基本動力。而程硯秋的怪誕之舉,是邁過當下、為明天做準備,行為頗具超前性。出國前夕,他寫了一篇致梨園同仁書。其中有這樣一段話:「硯秋每想替我們梨園行多盡一點力,多做一點事……但是硯秋的學識太淺陋了,能力太薄弱了,這怎能負擔起這樣重大使命呢?因此就產生了遊學西方的動機。」他還說,這個動機已產生一兩年之久。
果然,1932年1月14日,由國際聯盟派來中國考察教育的法國著名人士郎之萬陪同,他開始了歐洲行,全部開銷由本人負擔。他到莫斯科,到巴黎,到柏林。看西方各種戲劇和音樂的演出,以及雜技,馬戲。參觀藝術大學,國家劇院,博物館。凡是與表演藝術相關的,包括劇院建築,舞台佈景,燈光,效果,化妝等劇場裝置和技術,乃至劇團保險基金,程硯秋都深感興趣,大量瀏覽且細心收集。他寄回國的西方音樂戲劇資料數量驚人:劇本數千,圖片數千,書籍數千,這是一個唱戲的人幹的嗎?如今的學者到外國留學,未必如此吧?寫到這裏,深感愧疚。我們不如前輩啊!
程硯秋不是鍍金客,絕非製造一瞬燦爛,片刻驚鴻。他是沉下一顆心來向西方學習的。「每晨七時起床,漱洗畢,進早茶,八時進早餐,溫習功課,九時赴公園散步,十時學法文,十一時十二時會客,下午一時進午餐,二時休息,三至五時會客,六至八時溫習功課,晚九時至十一時聽音樂戲劇,十二時睡眠,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遊歷。」(《世界日報》1932.12.5p158)看到這張作息時間表,你能與一個中國名伶生活聯繫起來嗎?程硯秋對西方的學習,還包括對自己以往生活方式的改變。這方面,日記裏有非常詳細的記錄。比如騎馬,定製西服、大衣,喝白蘭地,做名片,買手錶、皮鞋、領帶、背帶、領帶夾,抽雪茄,買雜誌、明信片、照相框,他還買手槍,購置電影機,去醫院檢查體格,照艾克司光片,做手術,去咖啡館,請人打字,請人繪製油畫肖像,聽人講演。他這樣做,不是為了當個假洋人,而是想融入社會,學習西方。「我初意到柏林,只預備考察一二個星期;到此地後感想很好,就變計想多住些日子。」(1932.5.30p179)特別是當詳細瞭解並認識到西方藝術教學與管理的規範性、科學性,再與充滿血淚辛酸的科班相比較,程硯秋當即向柏林音樂大學校長提出:自己要進入大學,從頭學起,學它幾年。為此,他打算把家眷接到歐洲常住。程硯秋學習法語、德語,下的是死功。所以,沒過多久,他的法語已經達到演講的水準。

歐洲之行,直接影響着程硯秋的情感狀態和行為方式。藝人的東西少了,人文色彩濃郁起來。他參加了一個只有200多人音樂會,其中的三重唱,令他非常感動。晚上在日記中這樣寫──

「窗前雨意沉沉,/時聽賣歌人奏曲,/遍地美好草綠,/花紅眼看凋零盡。/逝紫燕高飛雲遊,/天際身分不斷。/海上秋風永續,/把萬分憂思竟拋棄。」(1932.3.12p162)
同年4月11日日記也是一首詩,也不講格律,是隨意寫下的──
「神龍降落世海中,/欲使湖海互相通。/數年未達先天志,/擺脫淤泥復騰空。/身入世海擔艱苦,/最喜風波處處同。」
其中「數年未達先天志,擺脫淤泥復騰空。」是有些寓意的。「淤泥」指的是甚麼,「騰空」又是啥意思?值得琢磨。深的不說,起碼他對從前的生活與生活環境是有所認識的。而這個認識,正是來自於與西方文明的比較。所以,後來程硯秋鄭重表示:「此行真是大開眼界,美不勝收。此番回國,我一定要盡心盡力把京劇改革一番,吸收西方舞台的精華,此志不變。」
無奈啊!這邊廂是何等的酣暢淋漓,那邊廂是何等的愁苦焦急。親友們忍受不了他出國後的利益損失。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他返回故里,重操舊業。「別情一種,江郎作賦賦難工,柳絲不為繫萍踪。」他寫信勸夫人,說:「既做人就盡一份心,替人類盡一份天職……處在亂世中,家庭觀念要看得輕,兒女私情要拋得下,人生就是演悲劇。」這樣的家書,他寫了不止一封。「為表示來德定居決心,他大吃肥肉,大喝烈酒,大抽雪茄,一個月後,體重驟增,特攝影寄回,以表堅定不移之意志。」(程永江《程硯秋史事長編.上》北京出版社2000p318)那時,他有母,有妻,有子女,還有需要他供養的眾多兄嫂侄輩。
常說,藝人走紅要靠依託,依託金錢,依託權勢,依託人脈,但此時的程硯秋無可依憑,生活的力量,由自己產生。
1934年6月1日,程硯秋離開北平去上海,親自送十歲的長子(永光)出洋到瑞士日內瓦的世界學校讀書。自己唱戲,他不讓孩子唱戲;自己無法到歐洲去讀書,他定要孩子去西方求學。
北京守愚齋
2010年3月
章詒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