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史或區域史並非中國研究或亞洲研究中的新鮮事物，但賦予當代區域問題以活力的，是這一概念所蘊含的政治可能性。2008年3月14日，我正在香港浸會大學參加一個學術會議。從上午起，我就不斷地收到一個朋友的朋友從拉薩市的商業街區發來的短信，間隔時間長短不一，有時一、二十分鐘，有時長一些。短信容量有限，完全限於一個人的目力和聽力所及，卻是身居現場者的即時報告，比任何通訊社的報道更為迅疾和真實。不久之後，以奧運火炬傳遞為爆發點，圍繞西藏問題的衝突在世界各大城市相繼發生，海內外的媒體為此展開了激烈的辯論。一方面，「自由西藏運動」充分地表現了他們在西方社會的動員能量，而另一方面，中國海外留學生展開了保護火炬的運動，年輕一代利用網絡媒體介入國際媒體的論戰，一時間風起雲湧，驚濤裂岸。在這一情境中，「西藏問題」、「奧運火炬問題」或「媒體公正問題」相互糾纏，要想弄清「西藏問題」的是非曲折變得更加困難了。
四月下旬，按照原先的計劃，我啟程前往意大利博洛尼亞。臨行前一天，4月19日，我接受了《21世紀經濟報道》就「西藏問題」所做的採訪。事實上，這個採訪與其說是關於「西藏問題」的討論，不如說是陳述我對如何叙述中國的看法。在寫作《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一書的過程中，為了對清代及其周邊關係進行研究，我開始閱讀一些有關清代西藏問題、準噶爾問題和西南問題的文獻。2000年，在柏林高等研究院訪問時，我正在修訂《興起》一書第二冊《帝國與國家》的初稿，恰好與一群歷史學家共同討論不同類型的帝國問題，如奧斯曼、莫卧爾、清朝、俄羅斯、德國等等，以檢討以民族─國家為中心框架的知識系統的局限性。西藏問題與如何叙述中國和亞洲的問題是相互關聯的。
也是在柏林期間，我和一位歐洲藏學家之間有幾次討論，但每次都無果而終。她對中國不很瞭解，在涉及其他問題時都能夠平心而論，但一旦涉及西藏問題，情緒總是很激烈。我的印象是：若非附和她的看法，一個中國學者就只能被視為官方代言人，而一旦被定位為後一個身份，也就沒有什麼好討論的了。她的研究領域是西藏藝術史，就研究內容而言，很少涉及政治，為什麼她在西藏問題上持有如此激烈的態度？在她和我之間，隔著怎樣的一道知識的高墙？帶著這樣的問題，我在蘇黎世參觀了題為「夢幻世界西藏──西方與中國的幽靈」的展覽，策展人是人類學家MartinBrauen博士，他把自己的家變成了一個有關西藏的博物館。這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展覽，因為它不像其他有關西藏的展覽那樣展出西藏的文化、藝術、宗教、習俗和歷史文物，而是以西方如何看待西藏為中心。這使我對西方的西藏觀有了不同以往的理解，也讓我觸摸到了我和那位藏學家之間隔著的那堵無形的高墙。這座高墙的一側是在歐洲歷史中逐漸形成的東方主義幻影，另一側則是我自己試圖突破的近代民族主義知識；在這堵高墙周邊，綿延著由冷戰政治造成的頹敗而又堅固的壕溝。要想逼近真實的「西藏問題」，就必須從拆除這個東方主義的高墙開始，否則我們就只能聽憑那些心造的幻影控制並摧毀一切對話的空間。
我對「西藏問題」的思考事是對發展主義、市場擴張和社會分化及其後果的分析。與許多人在「3.14」事件後將批判的矛頭指向社會主義歷史不同，我更多地是在社會主義的歷史性退潮以及新的市場擴張及發展主義邏輯中來分析「西藏問題」的。構成我對「西藏問題」的基本分析的，是「世俗化過程中的『宗教擴張』」、「市場化、全球化與語言危機」、「日常生活方式的巨變」、「社會流動、移民權利與民族區域的社會危機」、「『承認的政治』與多民族社會中的平等問題」，以及「後革命、發展與去政治化」等基本問題。「西藏問題」是獨特的，但也是與整個中國與世界正在經歷的巨變密切相關的。
汪暉
（汪暉《亞洲視野：中國歷史的敍述》剛由牛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