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描寫從上海到溫州的旅程，有兩個字觸目驚心：借宿。經驗告訴我，不論時勢幾艱難，慳得過最好還是不要天南地北投靠人，賓主雙方都不舒服不特已，寄人籬下的一位往往隔了半世紀還有閒話聽，你當人家仗義讓你有瓦遮頭，人家過後唱你忘恩負義。見過鬼怕黑，近年甚至連入住民宿也可免則免，雖然那是真金白銀付房租的，終歸侵佔了別人的生活空間，算起賬來也是一宗罪。
四十年代交通不及現在發達，旅遊業如果有也尚未上軌道，在窮鄉僻壤打擾半生不熟的朋友大概逼於無奈，可是像杭州這樣的名城，西湖一帶不會缺乏客棧吧，怎麼貿貿然寄居在素未謀面的陌生人家裏？接待的蔡醫生可能古道熱腸，但多少有點不自量力，住的既不是二千呎豪宅，就不要那麼疏爽，讓出床位給客人與自己的太太打孖鋪。「蔡太太睡的是個不很大的雙人床。我帶着童養媳的心情，小心地把自己的一床棉被摺出極窄的一個被筒，只夠我側身睡在裏面，手與腿都要伸得筆直，而且不能翻身，因為就在床的邊緣上。」最尷尬的是，我們的大作家一抵埗便得罪人，看見「有個瘦小的婦人走出走進，兩手插在黑絲絨大衣袋裏，堆着兩肩亂頭髮，焦黃的三角臉，倒掛着一雙三角眼」，白鴿眼不識女主人，沒有親熱搭訕，結果得到「不大好看」的面色。也難怪蔡太太，除了十里洋場的貴賓，「蔡家又到了一批遠客，是從鄰縣避難來的，拖兒帶女」，你想想多煩？超齡童養媳縱使失儀，一顆心倒透亮：「我完全同情她。本來太豈有此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