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應否復建居屋居然討論到火星去，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先生果然「能人所不能」！
撇開梁先生的「火星論」，他對香港房屋政策的緣起與變革的確相當熟悉，例如前港督麥理浩勛爵提出的十年建屋計劃及居屋計劃是為了解決低下層市民居住問題，並為他們帶來安全感，例如歷任港督包括末代港督彭定康都沒有質疑居屋的作用與效果，一直投放不少資源推動計劃等。這些歷史對大家討論房屋政策何去何從或多或少會有點參考作用。問題是港英政府、特區政府多年來積極解決市民的居住問題，建造大量公營房屋不等於每一項房屋政策都要長期持續下去，不等於每一個階層或年齡群市民的住房需要都該由政府解決，更不等於特區政府該復建居屋及以此作為手段壓抑樓價。
毫無疑問，從七十年代以來，前港英政府及特區政府投放了大量土地資源及資金興建公營房屋，解決低下層市民的住屋需要，令絕大部份市民有瓦遮頭。原本漫山遍地的木屋已全數消失，臨屋之類的差劣住所已不再存在，低下階層市民輪候入住公屋的時間已從超過七年降至三年左右。這些成績當然值得肯定，此所以社會對政府繼續興建公屋解決低收入市民的居住需要沒有甚麼爭議，也沒有甚麼聲音要求停建或減建公屋。
居屋或其他資助置業措施卻不一樣。不善忘的人都會記得，當年大建居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鼓勵公屋居民自置物業改善生活，騰出公屋單位讓輪候公屋的市民可以加快上樓。但現在公屋居民中不少是長者，他們沒有多少財力及意願購買居屋，公屋輪候的時間又已大幅縮短；這些都削弱了復建居屋的必要性。
更重要的是過去二十年的樓市波動顯示，本意、出發點良好的政策如資助市民置業的各項措施變相把更多市民推入資產增值的遊戲中，很容易帶來更大的社會震盪，破壞了穩定社會的目標。應該看到，出售的資助房屋如居屋、夾屋都只有一個定價的標準，就是參考私人樓價。私人樓價上升時，居屋、夾屋等的樓價同樣上升，私人樓價下跌時，居屋、夾屋價格同樣會掉頭下跌。換言之，興建居屋、夾屋讓市民上車買樓等於把更多人推入資產升跌的遊戲中，等於讓更多市民特別是收入、儲蓄不算多的一群承受樓價大起大落的風險。這對社會及市民究竟是好是壞實在不易說清楚。回歸前出售的夾屋、居屋令不少人變成樓蟹，久久不能甩身。政府真的應該再搞類似的項目，製造另一批輸家嗎？
有政團及論者把置業率視為重要的政策指標，認為市民自置物業的比率越高越好。這樣的想法大概是參考了新加坡的建屋計劃經驗，當地人自置居所比例超過九成，是所有發達國家之冠。但是，新加坡的超高自置居所比率有特定的歷史及政治考慮在內，其他地方並不適用。新加坡是因為被踢出馬來亞聯邦而被迫獨立建國的，帶領國家獨立的李光耀說得很清楚，新加坡必須建立防衞能力，必須讓每個人都有一些值得起而戰鬥的東西。「他不會為其他人的勞斯萊斯或平治600戰鬥，但必定會為了自己和家人的財物作戰。」自置居所就是讓新加坡人住下來為這個新生小國而戰的東西。正因為這樣的政治考慮，新加坡政府從獨立開始大搞組屋，到七五年已有近五成人住進組屋。再加上中央公積金累積的龐大儲蓄協助居民置業，令新加坡的置業率到○七年高達九成。香港既沒有這樣的政治、歷史因素，又沒有中央公積金的龐大資源可用，要像新加坡那樣大幅增加自置物業比率極為困難，唯一的辦法是由政府提供大量補貼、補助。可是提供這樣的補貼對納稅人公平嗎？對沒有得到資助的人公平嗎？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現代大都會人口流動比以前更大，工作的穩定性、收入的穩定性大不如前，上班族出外工作、生活的機會大大增加。在這樣的情況下，是否有需要讓大部份人成為業主實在是個疑問。
在樓市再升溫下社會當然有需要重新檢視目前的房屋政策是否適用，是否仍切合需要。但從歷史經驗及社會經濟氣候來看，實在沒有理由復建居屋。
周一至周六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