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欄週一刊登了王寶龍先生的來信後，接連收到居內地的讀者陳介先生和Mr.RyanGriffin的來信，均反對王先生的意見。Mr.Griffin認為王先生arguednothing，只是「circularargument」（循環論證），並說愛國主義是常常不顧邏輯的。循環論證指一個句子的結論只是重申前提而不是提供證明。比如為證明「鴉片能催眠」，所用的論據是「它有催眠的力量」，就是一種循環論證。為什麼說汪精衛是叛國？因為他對國家不忠。這就是循環論證。而證明應是從他主觀意圖上及事實上有沒有出賣國家利益，抑或主觀上和事實上是為了國家，去進行論斷。
陳介先生認為，既知懲罰與損害不成比例，那麼為什麼不可以同情與申辯？罰與罪之不配本身就是錯誤，這在法律上都是如此，如果量刑不當就必須改正，就可以同情。此其一。不能一味只講什麼民族大義，要知道拋開具體情況談所謂民族大義是毫無意義的。此其二。汪氏為什麼會走這條路？不作具體分析，僅認為同情汪氏就是對中華民族沒公道了，難道對汪氏不公道才是對中華民族的公道嗎？
汪氏附日，對當時淪陷區的老百姓來說，是不是好過些？葉嘉瑩教授和我本人都在淪陷區生活過。我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那時雖年少，但早熟的童年，感覺淪陷區有法治秩序，至少黑道流氓不活躍，而戰後的上海卻是一片亂象。由汪氏這德高望重的人去與日人交涉，與陳某李某不一樣。考慮到他的影響力，日人不能不給他情面。
我們今天討論汪氏功罪，不是過時的問題，也不僅僅是他個人的問題，這涉及我們怎樣對待民族主義，是作為空洞的不假分析的帽子呢，還是應對當時的環境、情勢作具體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