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十元到二十四元到二十七元到三十三元，最低工資的數目比茶餐廳快餐或常餐的價目讓人更花多眼亂，更有點無所適從，難以判斷。不過，自從自由黨的張宇人在城市論壇提出二十元最低工資被圍剿後，二十元這個讓公眾難以接受的低水平已從「餐牌」中消失，最低工資大概會在二十四元至三十三元之間的水平中間落墨。
其實，不管最低工資定在每小時二十元、二十四元、二十七元、三十三元或五十元都是一個脫離市場供求關係的數目，都是一個跟經濟因素不相關的數目，都是一個政治決定，不容易在經濟上找到論據支持。
以張宇人較早前提出的時薪二十元為例，它其實比大部份飲食業員工的平均時薪低一截，大概只有小部份兼職散工、清潔工、雜工或已大幅超過退休年齡的工人才會接受。換言之，把最低工資定在時薪二十元根本不能吸引勞動力投入市場，根本跟市場薪酬水平脫節，根本是個空的指標、毫無意義。至於工會要求把時薪定在三十三元的工資主要是考慮綜援金水平及生活開支等因素，跟經濟情況，勞動力供應，行業對人力需求等毫無關係，比市場上普遍的薪金水平高一截。究竟市場、企業為何要突然把工人的時薪從二十多元提升至三十三元，誰也說不出當中的經濟理由來。
同樣重要的是，香港的勞動力市場以服務業為主。跟大工廠、大企業不同，服務業的工種比較複雜，工作條件及時數有甚大差異，不同行業間的差別又極大。就以餐飲業為例，行業內的工種、層級甚多；要找出一個跨工種都適用及可以接受的最低工資水平相當困難，問題也多；而且一旦調整了底層員工的薪金水平，其他工種難免受影響，難免要求作類似的調整，令薪酬的爭議沒完沒了。餐飲業還不過是服務業的一環，其他行業包括零售、個人服務、清潔、保安……等的工種更是千差萬別。拿一時的政治因素、傾向為各行各業不同工種定出最低工資水平帶來的恐怕不是勞資和諧或合作，而是更多的政治爭議與矛盾。期望訂定最低工資可以促進社會和諧的官員、政黨未來可能要失望了。
另一方面，一部份商界人士指最低工資超過三十元可能會損害經濟、削弱競爭力的說法同樣沒有根據，同樣欠缺說服力。應該看到，香港企業、商舖、中小企業面對的最大成本壓力不是工人的薪金，不是三十元的工人時薪，而是不斷上升的租金，包括辦公室及商舖的租金。除了「沙士」時期商場因人流中斷而出現過租金明顯調低的情況下，商舖租金過去十年來都在持續上升，而且幅度越來越大，速度越來越高。中小型商店、食店生意剛上軌道，剛打好顧客基礎就面對租約期滿大幅加租三、四成的困局；不少商戶因為無法應付貴租而被迫結業；大部份商場也因此剩下千頭一面的連鎖商店，一般中小企難以生存。相比之下，本地工人特別是低下層工人過去十年薪酬不進反退，不少工人薪水比九十年代中期還要低。由此可見，企業、中小企業最大的成本壓力是不斷上升的租金及地價，不是人工。即使設置的最低工資水平比目前的工資稍高，中、小企業的總成本上升仍將會相當有限，跟動輒增加三、四成的租金更是無法比擬。商界對最低工資有憂慮、保留是可以理解的，但把高成本的責任推在工人或最低工資身上卻是罔顧事實的，卻是不合理的！
盧峯
周一至周六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