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產子時血崩、搶救失敗陷入昏迷的病人家屬說「救得番算好彩囉，我這樣答，你滿意未。」的香港醫生，不知道有無看過他的同行，正確說法，是他的前輩，1994年以《HowWeDie》（死亡的臉）榮獲美國國家書卷獎，任耶魯大學醫學院外科臨床教授多年的SherwinNuland的訪問。
努蘭談到醫生最不能原諒的是，在病人床尾屹立如山宣佈病人罹患絕症，只餘下幾多日子的壽命。努蘭教授教導學生，慢慢坐到病床沿，徐徐給病者講解。他自己是這樣做，但期望面對緊急醫療狀況下的醫護學生能夠把學習過的醫療人文教育派上用場，效果遠低於老師的期許。今天，科技醫學讓病患者對治療有想像和期待，醫護比以前更意識到自己對患者的責任。然而，這樣的意識並未帶來廣泛切身的改善，反之，醫生普遍仍以統帥的角度，以征服疾病的心理，自豪於能將病人從死亡邊緣拉回來，而漠視把人蹂躪到生不如死的境地。努蘭教授提出，病人最理想的「有尊嚴的死亡」和「善終」，已經逐漸變成神話。那位剖腹產子的內地婦人，失血過多昏迷前僅能對陪產的丈夫吐出「胸很悶，呼吸很困難」的遺言。而她的「死亡的臉」，是一直翻着的白眼和不住流下的淚水。
努蘭醫生畢生與死神打交道，最大的期待是能實現詩人Rilke的祈求：「主啊，賜給我們屬於自己的死亡吧！」在臨床醫療冷酷傲慢的異境中，這樣的祈求，換來的，可能是庭外和解一筆不能透露的賠償。更壞的，就難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