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人」一事可否「量化」？這個問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１》一書裏有清楚的答案。作者楊奎松對「土改」、「三反」、「五反」運動作了較客觀的分析，得出許多與過往史書不同的結論。
除此之外，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毛澤東等人對「量化」癡迷。不僅地主、富農、中農、貧農的數量可以根據政治運動的發展形勢隨意定出一個百分比，甚至該殺多少人來達到平民憤、動員群眾的目的都可以一一量化，往往不顧各地實際情況之差異──因此而被殺寃死的平民百姓相信不在少數。
信仰數字又排斥數字
改革開放後，過去對「量化」的迷信，逐漸變成今日對「數字」的信仰。ＧＤＰ大小不僅是衡量地方政績的重要指標，更成為中國在國際社會立足的重要資本──這也是今天舉國上下對ＧＤＰ盲目崇拜的一大原因。因為百多年來受盡西方列強的欺淩，所以中國還逐漸養成了一個「時時事事都要爭第一」的習慣，以此證明中國人不再是「東亞病夫」。每年都有數不清的人、團體、地方政府急着打破、保持「健力士」世界紀錄、建世界最大或最高的建築物，就是最好的說明。
但中國不是推崇所有的「數字」，而只是相信那些自己創造或有利於自己的「數字」。許多世界非政府組織在每年公佈的調查報告中，常把中國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人權狀況，甚至國民幸福感指數排在名單的中下游。對此，中國不是以「干涉中國內政」，「傷害中國人民感情」回應，就是用「與事實不符」、「無中生有」加以否定，但卻從不作進一步解釋。這是中國回應境外聲音的慣常做法。
對內，它則採取「和諧」的方式處理，不允許媒體報道相關消息，甚至由政府作出相關回應和聲明──間接印證了「恐懼來源於心虛，心虛則導致恐懼」這句話。掩蓋消息在過去的確有效，但在網絡時代，這已不再可能，甚至還給網民提供了揶揄惡搞的機會，如《草泥馬之歌》和《網癮戰爭》。
尊嚴只適用於某些人
中國不僅有數字，而且有言語上的「雙重標準」。溫家寶在春節團拜上提到「要讓人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在和網民交流時，他進一步解釋尊嚴的其中一個方面，就是「每個公民在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範圍內，都享有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自由和權利，國家要保護每個人的自由和人權」。類似的話聽過不少，起初還讓人有所期待，但殘酷的現實卻一再說明，溫總理的話，給人的感覺是反諷的味道要遠遠大於承諾的意思。這不是說中國完全做不到，而是存在「雙重標準」──對某些如中央電視台突出報道的「模範人物」適用，對另一些如絕迹於內地媒體的市民則沒有多少意義。
中國還有許多的「雙重標準」──規則有「明規則」和「潛規則」，腐敗有「暴力腐敗」和「溫和腐敗」，承諾有「真承諾」和「假承諾」，這不禁讓人想起《雙城記》裏的名句：「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說它好，是最高級的；說它不好，也是最高級的。」今天的中國不正是如此嗎？
馮廣甯
內地大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