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神偷》今晚舉行首映禮。自這部片在柏林影展獲最佳電影水晶熊獎的消息傳出後，這一個星期，各報娛樂版，副刊，電視台的訪問，都聚焦在《歲月神偷》。一部拍攝時無人關注，以致蔣芸在周日的專欄中還擔心它會「叫好不叫座」的電影，因為得到國際影展的肯定，一下子也紅了起來。
看到了有關消息，筆者一方面為拍攝這影片的監製、導演、演員高興，另一方面也感到悲哀：為導演羅啟銳、監製張婉婷這一對醉心電影藝術的伴侶悲哀，也為香港悲哀。試想，羅啟銳十多年前已寫成這劇本，卻一直找不到人投資而塵封至今；張婉婷也寫有十多個劇本，卻籌不到資金開拍。這兩位曾於1987年拍攝《秋天的童話》的拍檔，自1992年之後就沒有執導任何在香港上映的長片。這一對（如蔣芸所言）「不向世俗投降，不向票房賣座保證的卡士投降，不向怪力亂神投降，不向竄改史實唐突古人的題材投降，而是誠誠懇懇，老老實實的拍自己想拍，又深深感動自己的故事的電影人」，儘管才華獲外國的電影發展基金賞識，但二人的愛港情懷卻十多年被香港社會所遺棄，這不是香港的悲哀嗎？
「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托缽效貧兒。」這兩句王陽明的詩，正是回歸十多年香港社會的寫照。
筆者還沒有看《歲月神偷》，從有關介紹來看，電影描述的是上世紀60年代的底層故事，它表現的是那個時代的香港人勇於面對困難的精神，左鄰右里如家人的社會風貌，人與人的相互幫助與包容的溫馨情懷。
那個時代的香港，是怎樣的社會？當年輿論界常說香港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不錯，在海峽兩岸風雲變幻、戰亂頻仍的年月裏，香港只經歷日治的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而一百多年則獨享中國邊緣的政治穩定。這殖民地的平靜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從中國人的「偷得浮生」的角度來看，也可以說是香港人的偷來的歲月。電影《歲月神偷》講的是一對底層夫妻，在經歷人生百味後，感悟到惟歲月變遷才是真正的「神偷」。但從香港歷史的大視野來看，殖民地時代的偷來的歲月實是我們應珍視的遺產。
而在整個殖民地時代，60年代中至80年代初，更是一段「神偷」的歲月。67年左派暴動固然嚇跑了一批香港人，但暴動顯示中共無意收回香港和港英的穩定管治，卻堅定了中下層人對香港的信心。接下來的公屋、廉政，原有的法治、經濟的積極不干預，也使人們增強了對香港的歸屬感。生活中確實有許多困難，但多數人相信香港的機會是平等的，政治是穩定的，法律與自由有英國的民主政治所保障。因此，我們胼手胝足、努力工作、去克服困難就是了，機會與希望總是有的。
正是在這種環境之下，產生了香港精神。甚麼是香港精神？它就是在法治自由的保障下，立足於香港，不怕困難的精神，是不求掌權者恩賜而自立自強的《獅子山下》精神。這種精神使香港萌生出輝煌的文化產品，文藝片如《秋天的童話》，商業片如《最佳拍檔》，還有許冠傑的流行曲，使香港文化產品風行兩岸與海外。
非常令人痛惜的是，這種精神在回歸後就逐漸消融了。香港的宗主國已不是民主國家，至少媒體的自我審查使香港的自由變得不穩定了；一再釋法使人們對法治信心有所動搖；政府帶頭向北望，秉承北京旨意而一再違背香港的固有價值，帶領整個社會着眼大陸市場。過去人們憑自己努力，就有平等的發展機會，就能置業安家，現已越來越成為年輕一代不可實現的夢想。依靠「關係」去致富成為新潮流。港產片失去靈魂，實際上是香港精神的淪陷。
《歲月神偷》重新喚起我們對過去的偷來的歲月的懷想。但拆了天星、拆了皇后碼頭，現在是連《歲月神偷》拍攝地點的永利街也堅決要拆了。這些標誌的消失，也意味着香港人那段勇於克服困難的歲月不再。
社會的進步發展，源於創意。而創意，不是說有就有的，它需要整個社會煥發的精神所培育。要喚回60年代香港人的精神，需要的是由民主政治所保障的法治、自由、人權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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