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負責和中國經貿談判的代表是江丙坤，職銜是海峽兩岸事務基金會的董事長；中國的對口代表是海峽兩岸協會的會長陳雲林。兩個人都沒有官方的身份，海基會和海協會也都是掛民間機構的牌，做政府官方的事；換句話說都是白手套，目的在避免主權的爭議。
台灣內部難有共識
台灣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二月七日表示，兩岸協商已進入「先易後難」的「後難」階段；並提出他的新春願望──凝聚全民大陸政策的共識，為進入艱難階段提供民意後盾，例如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ＥＣＦＡ）、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以及租稅協議等。
江口中所謂的「艱難」可想而知。一是台灣內部意見分歧，將無法感受到全民的支持，因為各利益團體的利益不同，怎能有共識？民主社會除了對基本的民主體制具有全民共識外，其他就眾聲喧譁，各說各的了。江希望全民共識作為他談判的後盾，是良好願望，但不能奢望。畢竟對ＥＣＦＡ和租稅協議而言，台灣的意見是分裂的。此外，中國對手的難纏也是艱難的原因。
江丙坤以及國民黨的高層要覺悟，台灣已非昔日的台灣，不再是戒嚴時期國民黨一聲令下，全民就「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台灣。現代民主社會的本質就是不同利益團體的角逐，沒有甚麼是能得到全民共識的。最近國際網站向全世界徵求對民主下定義，結果被公認為最適當的定義，竟然來自不民主中國的一名網友：「民主是獨立個體和獨立組織，在文明社會中使用除暴力外的透明手段爭取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逐漸完善的遊戲規則」。這個定義說明了民主體制下的多元現象。江丙坤希望的全民共識在民主社會很難出現，也不應出現。
反對黨杯葛是職責
國民黨六十歲以上的重要官員要學會習慣分歧的聲音，並利用體制優勢作為談判的支點，像是拿台灣內部的不同意見來說服對方接受我方的要求；或至少可以獲得雙方讓步的機會。但由於他們成長並為官於冷戰時期國民黨戒嚴獨裁的時代，只習慣一個聲音，一種口徑下的「全民共識」，以致對民主化之後的多元意見無法適應。其實，中方也常拿內部強硬派反對來當作對外國談判時的籌碼；民主國家三權分立，多黨體制，民意強而有力，都可以當作談判時的後盾。江不需要全民共識，只要是民選的執政黨和政府的代表，其正當性就足夠了。
兩岸談判民進黨一定杯葛，那是反對黨的職責，無可厚非。農民、工人和傳統產業者也會反對ＥＣＦＡ。這是全世界都有的同樣問題，並非台灣所獨有。對江丙坤來說，談判最大的關鍵不在是否有全民共識，而在江在前線談判時，後方的馬總統、吳敦義行政院長和大陸委員會主委賴幸媛是否已說服了多數的人民？如果還沒有，江談判時就會底氣不足，背脊樑骨硬不起來，對談判不利；對手也會以此質疑談判代表對協議的執行力，而使談判失敗，或訂出不利於台灣的條款。
卜大中
台灣《蘋果日報》總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