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總統執政晚期，開始流行政府難以治理的說法，特別是對一個人來說政府太過龐大。總統自己的白宮顧問團建議廢除權力劃分，改採更為單一行政管控的國會制。美國當時變得難以治理。
列根接任後，這些喋喋絮語都消失了。
專制暴政？列根與政壇傳奇人物、民主黨籍眾議院議長奧尼爾（TipO'Neill）合作，成立由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擔任主席的國家社會安全改革委員會，讓社會安全制度長達四分一世紀保有償付能力。
賦稅系統腐敗？列根與自由派民主黨員布萊德利（BillBradley）合力形塑一個立法奇蹟：消除各部會數十個漏洞和大幅度削減稅率的賦稅改革，刺激了二十年的經濟成長。
後來，老練的民主黨籍總統克林頓，成功化解了另一個可能棘手的問題：跨代依賴的文化。他與另一位眾議院議長金瑞契（NewtGingrich）合作，創作出當代最成功的社會改革，廢除理所當然的社會福利。
結果證明，國家的問題並非出在結構，而在領導能力。列根和克林頓有，卡特沒有。在一個具備廣泛行政經驗、良好治理能力，以及意識形態與公眾同調的總統執政之下，國家確實是可以治理的。
現在是二○一○年，但孚眾望且大有可為的年輕總統，第一年任期卻已在輝煌中失敗。奧巴馬簽署的兩項提案，碳排放上限及交易制度與健保改革，都化為灰燼。
急於辯解此一可恥狀況，自由派辯護者硬扯出卡特年代可以依靠的舊詞：「難以治理的美國」，《新聞周刊》如此宣稱。
他們製造出慣常冗長的系統性解釋：特殊利益影響力太大、參議院的議事阻撓手段妨礙了社會進程、冗贅的憲法體制阻止了革新。專欄作家傅里曼（ThomasFriedman）為中國威權主義的效能搽脂抹粉，說甚麼但願我們能更像中國，但美國卻在「兩個政黨……以及他們對抗到死的癱瘓」下掙扎。至於較有思想的人，則因為他們的總統不能為所欲為感到困惑與憤怒，對我們固有的漸進式憲法體制，突然開始顯露蔑視。
然而，這些據稱是毀滅性的結構障礙，有任何新出現的嗎？特殊利益阻擋了政策改變？它們早在這個共和國立國以來就已存在，而且從立國以來，諸如兩位羅斯福等優秀的總統，都曾團結公民，戰勝這些障礙。
考斯（MickeyKaus），這位支持健保改革、有原則的自由主義者，揭穿這些結構上的藉口：「健保案的失敗，有更簡明的解釋：奧巴馬的工作，是賣一項健保改革計劃給美國選民。他失敗了。」
他失敗，是因為健保改革的核心承諾，是要以更低的成本來擴展涵蓋範圍，這完全難以取信，所以選民推論出，它最後將導致政府參與增多、賦稅增多以及債務增多。更廣泛來說，民主黨失敗了，是因為他們企圖把左翼議程強加於中右翼國家。人民對此說不，首先在多場自發性示威，然後在民意調查，接着在維珍尼亞州、新澤西州及最明顯的麻省的選舉中，都表達了他們的聲音。
那不是結構缺陷，儘管涉及特殊利益，那是透過現有結構的民意展現典範。換句話說，系統運作是有效的。
文：柯翰默CharlesKrauthammer
《華盛頓郵報》專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