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學出版社把孫述宇好些舊作分上下兩卷出版，題名《小說內外》。單看書名，難知究竟。卷一的篇幅，主要用在討論《金瓶梅》和《紅樓夢》，因此名實相符。但卷二的重點落在語言文字。包含的題目有關英語的學習，分別討論英語的源流、結構、聲韻、詞彙和書寫等。特別劃出眉目的一章是「古英語」。這一章也突顯了孫述宇在英語研究方面所受的專業訓練。半個世紀以來在耶魯大學拿到英國文學博士學位的中國人，屈指可數。柳無忌和夏志清兩位，是老前輩了。述宇兄比他們晚一輩。楊憲益在三十年代投考牛津大學，第一個關口是要通過希臘文和拉丁文的考試。哈佛和耶魯這兩家深受英國傳統影響的長春籐學府，相信對學生也有同樣的要求。他們讀Chaucer的《TheCanterburyTales》，讀的是中古英語。
孫述宇如果沒有在拉丁文和中、古英語等古典語文下過工夫，諒不會專題討論陸谷孫編的大辭典在「字源」（etymology）編排上不足之處。這題目太technical，不合在此引申，援引他一段話：「我們先……檢看一下這本字典在解說字源時達到了哪些目的：字典能夠說出英語語詞的來源嗎？能夠把現代英文字在古語中的前身說清楚嗎？能釋讀者之疑嗎？能說出這些英文字的血統關係嗎？這些都是我們對一本優良字典的期望。」這裏只能長話短說。經他再三引證辨識後的結論是陸谷孫編的《英漢大辭典》在字源工作上「仍然大有改進的餘地。」
〈使用中文是中文大學的使命〉是作者1975年應中大學生會之邀而寫。中大於1963年成立，學生會要出特刊檢討一下大學建校十年的成績。孫述宇文章毫不含糊，說話絕不半吞半吐。他責難十年來「大學當局沒有負起使用中文這一個重如泰山而不可旁貸的責任。李卓敏校長既不認錯，也不改過。」
孫先生在中大的homebase是英文系。你會以為他礙於情面，對同事說話會客氣些。事實不然。首先，他覺得中大的學生既然都是中國人，英文系「自然應當用中文來討論、練習與考試。因此，英文系也應當以中國教員為主。中國教員一方面能使用中文教學，另一方面又能在討論英美文學作品時引入中國人的感受。」這麼一個要求，不是衝着種族膚色來決定的。外國人中也有中文流利的，如Deeney。他們當然可以在英文系任教。但「如果到來的洋人，學術成就平平，甚至在外國根本沒資格教大學的，而到中大來永久性任教，卻又不學中文……。」
為了督促中文大學「正名」，孫述宇說話真的不留餘地。他說我們吃過種族主義的虧，並不提倡種族主義或排外主義。「假使有一位外國同事，看了這篇東西，同意這種議論，於是辭了中大的職，回國、失業、挨窮，我們也會很難過。痛苦是沒有種族國籍的界限的，不過，剝奪學生用母語學習的機會，就是剝奪他心智成長的權利，這句話，我們不能不說。」
事隔三十多年，香港也早回歸了，可是好些孫先生指陳的「怪現象」依然一成不變。學校行政部門發給同事的公文依樣是英文。教職員會議中，只要有一位洋人在座，那怕其他十位二十位的與會者都是同胞，也要改用英語。「中國教員一言不發坐完整個會議的情形相當的普遍。」這種情形，在香港其他的院校也一樣普遍。
孫述宇這篇文章，理據充份，但指定要中大名副其實的用中文授課和印發行政文件，不是說理可以辦得到的事。我們都明白，當年英國殖民部拍板讓香港成立中文大學，只是為了「順應民情」，而不是為了推廣中國文化。你的運作「實不符名」，他們才懶得管。中大為什麼不在開辦時就堅持用中文教學、辦行政？述宇兄自己有解釋：因為這牽涉到千絲萬縷的政治、經濟、心理和利益的關係。以客觀和現實的眼光看，要中大全部「漢化」，希望渺茫。李卓敏當年雖不「認錯」，但稍後也叫出「雙語教學」的口號。三十多年後出掌中大的劉遵義，「變本加厲，明令普遍使用英語教學。」述宇兄「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書生之見，聽來像曠野的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