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因言獲罪被判十一年重刑，擅長製造文字獄的中共當局此番不知是謙虛，還是心虛，非但沒像二十年前那樣大肆宣揚抓住了民主運動的「黑手」，而且不許內地媒體報道任何關於案件的消息。在噤若寒蟬的氛圍中，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衛平獨自展開了一項有意義且有趣味的活動。她給知識分子群體打電話，詢問他們對劉曉波一案的看法，同時將自己的博客當做媒體平台，集中呈現這些知識分子的觀點。
討論被指為道德拷問
立場不同、態度各異的知識分子大都能站在文明的底線上討論問題，不過沐猴而冠，被一通電話打得原形畢露的丑角也有幾個。
「與張頤武通了電話，他表示此前不知道劉曉波被判的事情，他的注意力主要在別的地方，比如小瀋陽。我解釋只是想聽聽周圍人們的反應，他說『一點反應也沒有』。」沒反應不要緊，拿搞笑藝人小瀋陽來調侃這樁悲劇性事件，以信口開河著稱的「先鋒學者」看來的確是先瘋了。
相形之下，詩人于堅有過之而無不及。「我不知此事，也不贊成劉的觀點。但他應該有說話的權利。奧運會時，歌隊唱《奧林匹克聖歌》『古代不朽之神，美麗、偉大而正直的聖潔之父！』我很震驚，文革時代，這就是反動言論。中國社會最近三十年的進步，最重要的就是吸取了文革的教訓。」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就急着表態不贊成，詩人的思維邏輯果然不循常理。然而眼睜睜看着劉曉波身陷寃獄，還能誇誇其談中國近三十年的進步是因為吸取了文革的教訓，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嗎？
面對邪惡強權，恐懼是人的本能，否則免予恐懼也不會是一項基本人權。因此，有的知識分子表示不了解、沒看法、不想談完全無可厚非，可莫言同樣對劉曉波的遭遇保持沉默實在不夠明智。身為當代中國最著名的作家之一，莫言原本也許有機會獲得諾貝爾獎，但他用「不太了解情況，不想談。家裏有客人，正在和他們說話」的藉口打發了崔衛平以後，他鐵定是出局了。其實，以莫言的地位和影響，就算投機的替劉曉波說幾句公道話，也不會有多大風險，可惜他錯失了良機。當然，假如莫言根本沒把諾貝爾獎放在眼裏，他的目標是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那就另當別論了。
儘管一開始崔衛平就聲明「只是問問而已」，不過她的行動還是遭到了些許質疑，甚而有人認為，這種逼人表態的「道德拷問」跟中共推行意識形態的方法毫無二致。如此苛責的理由顯然無法成立，因為和中共慣用權力脅迫人民群眾跟「階級敵人」劃清界線不同的是，崔衛平既沒有權力命令誰，也沒用金錢誘惑誰與劉曉波站在一起。
為劉曉波伸出一隻手
作為身陷囹圄的囚徒，崔衛平為劉曉波打的電話充其量就像乞丐伸出的一隻手。面對這隻「黑手」，你可以遞上一塊麪包、一枚硬幣，也可以緊緊的握着，說一句「請別見怪，兄弟；我甚麼也沒有帶，兄弟。」（屠格涅夫《乞丐》）當然，你同樣可以丟個白眼，啐一口痰，踹他兩腳，甚至放狗咬人。總之，每個人的選擇都是他的權利，每個人都要為他的言行負責。如果非要說崔衛平的電話是一種「道德拷問」，那也只是每個良心未泯的人對自我的拷問，畢竟劉曉波不是在為他一個人坐牢。
奉己
大陸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