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在〈劍橋取經〉一文介紹過金庸先生拿了劍橋大學的榮譽博士後，還想再攻讀一個，要拿一個辛苦唸來的earneddegree。大學見他主意既定，就按規矩組成一個委員會，由二十多位教授分別發問。金庸說打算研究匈奴問題，因為在漢朝時，衞青、霍去病跟匈奴打仗，匈奴打不過，遠走歐洲。座上一位教授顯然不同意這種看法。他用匈牙利語發問，金庸聽不懂。專家教授隨即用英語說，這些資料早已譯成法文和英文了。「如果你去匈牙利，」他說：「我可以推薦你。你可以唸三年匈牙利文再來研究這個問題。」這位教授，也夠「兇」的。
余英時先生大作《漢氏貿易與擴張：漢胡經濟關係研究》。原為英文，加州大學出版，題目是：《TradeandExpansioninHanChina:AStudyintheStructureofSino-BarbarianEconomicRelations》。據余先生的學生DavidCurtisWright在〈余英時對匈奴研究的貢獻〉的介紹，這本書「對我們要瞭解整體的帝制時期中外關係，以及特定的漢朝/匈奴關係方面，都是不朽的著作。他不滿於僅僅講述匈奴的歷史，或是描寫其尚武性格及與中國的恩怨糾葛。他想設法讓匈奴與漢代中國的關係更具分析性意義。他的結論看起來較含蓄，即匈奴與其他游牧民族之中並沒有所謂的經濟自給自足：他們需要與中國交易。」這裏說的「其他游牧民族」包括羌、烏桓與鮮卑等少數民族。
書出版後，廣受好評，顯著的例外有兩位，但據DavidCurtisWright所引資料看，受批評的重點與學術無關。德國漢學老前輩WolframEberhard(1909-1989)說：「我很難得看到比這本書更種族中心的著作了。稱呼中國的四鄰為『蠻夷』，對我們來說，像十九世紀叫中國人『中國佬』（Chink）一樣唐突。這些『蠻夷』當中有些是有文明的，現在看來並不下於中國。有些對世界的美好與不朽價值觀有貢獻，譬如『蠻教』的佛教。余仍抱着古代中國文人的態度。」
何四維（AnthonyF.P.Hulsewé）的話更不留情面：「我得說該書對一般的史家恐怕沒有多大用處，也算不得報導所謂：『目前所有可得資料的巧妙綜覽』。這是因為作者的立場徹頭徹尾是傳統中國的，他並不能免於根深柢固的觀念限制，也不能免於內在的優越感。」何四維最受不了的；是barbarian（蠻夷）這個字眼在余先生文章中通篇使用，由此推想到余英時是個「大漢沙文主義者。」
「胡」本是對我國北方邊地及西域各民族的通稱，漢以後也泛指外國人，本無貶意。因為「胡」包含了這麼多種族，所以是個「集體名詞」。「漢胡經濟關係」應解作漢時跟中國人做買賣的，除了匈奴外，還有其他族人。可憐在英語詞彙中就沒有一個跟「胡」相當的名詞。我想余教授在無可奈何之下，只好用了「政治」不正確的字眼。
有關「大漢沙文主義者」的指責，據DavidCurtisWright所說，「有一次余教授在普林斯頓的專題研究的課中指出，有些這類的懷疑可能只是因為他在血統與文化上是個漢人。《漢代貿易與擴張：漢胡經濟關係的研究》這本書和這個題目，如果作者不是漢人，是個「胡人」的話，會怎樣翻譯成英文呢？」這是無法借箸代謀的事。不過，任何非漢人的譯者都會略過「胡」字不提，因為依舊中國「天朝」時代的說法，任何非我族類，夷也好、狄也好、番也好，都是barbarians。
那位何四維的話也許說得太重，做弟子的David看不過眼，忍不住說了他幾句：「這個人好惡無端到近乎誹謗。實在令人好奇何以何四維確信余有『內在的優越感』。他認識他嗎？所有認識余教授的人都知道他是位君子。何四維真的對余的性格與內心世界有什麼特殊的洞見嗎？何四維很可能也只是直接表達他對余書的疑慮：因為余先生是個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