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望海，我喜歡看沙。
第一次望海是在1947年的香港；喜歡望海則是在1949年即將離開香港的時候。一天，母親告訴我，一家人要北上了。
我問：「甚麼叫北上？」
母親低聲說：「到北平去。」
「很遠嗎？」
「很遠。」
我再問：「北平有甚麼？」
「北平有個毛澤東。」
「毛澤東是甚麼？」
「一個人的名字。」
……
離港之前，母親帶着我和姐姐最後一次吃了冰淇淋，最後一次坐渡船。下午，我們從九龍渡到香港；深夜，從香港渡到九龍。望着黑黑的海水，亮亮的燈光，靜靜的港口。我突然想哭，舍不得這樣美麗的海水與夜色，還有好吃又好看的冰淇淋。我甚麼話也不講了，靠着船舷死盯着海！我也知道了：北京啥都有，就是沒有海。
若問自己是甚麼時候喜歡沙的？說起來可笑，是從一個裝滿沙子的玻璃瓶開始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國家迎來了「改革開放」，我家迎來了隔絕數十年的海外親朋。母親從小的同學、後來成為遠親的周女士從巴西飛來。她帶來幾樣禮物。其中一件就是巴西沙瓶─一個小小玻璃瓶，裏面裝着用彩色細沙製成的一幅圖畫。我很吃驚：沙子可以成型，沙子可以有色，沙子可以成為畫作。我對母親說：「把這個瓶子給我吧。」
母親點點頭。從這一刻起，我喜歡沙。
我去泰國，從印度洋的沙灘上，裝回一小瓶沙。
我去土耳其，從地中海的海灘邊，裝回一小瓶沙。
我去美國，從大西洋的海邊，裝回一小瓶沙。它是彩色的，由我親手製作成型。我把這幾個瓶子放置在一起，自我欣賞。
看了沙灘、有了沙瓶，我開始向往沙漠。特別是讀了台灣三毛的作品，看沙漠簡直成了抑制不住的狂想。我購買的掛曆，多為沙漠圖景。太奇怪了，很多沙子飛上天空，就成了災；很多沙子積聚大地，就成為景。
2001年以後，我在多次的聚會中對朋友說：自己絕不貪生。一旦把當作之事做完，就自我了斷。了斷的方式有二：或向東，淹沒於大海；或向西，消失於沙漠。我的一個同事聽了如此詩意的死法，當時就表態，與我同行！人的一輩子都在尋找：從最初的找奶，到最後的找死。村上春樹也說了：「死並非生的對立面，而是作為生的一部份永存。」所以我深信，死亡是可以選擇和設計的。
2009年夏我到新疆，終於看到了沙漠，也終於把狂想變成了狂喜。我快步而行，鞋裏全是沙。毫不在意，只想一個人獨自體味沙漠，體味沙漠之熱，想像沙漠之死：大風起兮，黃沙扶搖八萬里；我的陰魂即飛舞，也涕泣。看那浩淼的沙與海，人最有身世之感。由此，更理解旅遊於我的意義──無非是尋個名義，找個借口，真正需要的是尋找到一塊陌生之地。面對陌生，可以暫時忘記現實，仔細回憶從前，盡情想像未來。在一個沒有靈魂的時代，它是多麼地美好。
算了算：從看海到看沙漠，我用了六十餘年。一輩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