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美國有著名的丹尼斯案。丹尼斯（EugeneDennis）被控組織共產黨，鼓吹武力推翻美國政府。美國最高法院裁定罪名成立，因為共產黨是一個有紀律有組織的集團，被告鼓吹盡速以武力推翻政府，會產生「明顯而立刻的危險。」因此，被告的言論不在憲法言論自由保障範圍之內。但大法官道格拉斯（WilliamO.Douglas）持反對意見，他指出，美國共產黨的力量非常有限，在警察、軍隊等關鍵性行業裏，它們的勢力微不足道，不具備真的危害政府和社會的力量。丹尼斯案後，美國政府遂進入麥加錫的白色恐怖時代，經過幾年災難，美國人終醒覺，道格拉斯大法官的意見才是對的。
這個發生在將近六十年前的美國案例，足以說明在一個言論自由的社會，語言文字即使涉及暴力，尚須看與這文字相應的行動是否有暴力成份，才可予以「定性」。曾有哲學家把一些文字禁忌稱之為「文字障」。中國人似乎特別容易受文字障所擺佈。
五區公投用了「全民起義」的宣傳口號，就中國的文字障而言，確有不妥。因為不論怎樣從辭書或由專家去解釋，就一般人所理解的含義來說，「起義」確有不惜流血革命推翻現政權的意思。但如果我們摒除了文字障，稍稍了解一下與這宣傳口號相應的行動──五區總辭，變相公投，哪裏有任何流血革命的成份？別說發起這行動的公社兩黨手無寸鐵而且在社會上的力量微薄，而總辭補選本身也是在現體制之內的合法行動。簡單來說，就是透過現行體制可以容許的方式，尋求一次讓香港全民表達數量化意向的機會。
不過，「起義」這個文字障，卻似乎給左派和左派傳媒提供了彈藥，出現了鋪天蓋地對「總辭公投」的渾罵。一些持平的輿論也批評公社兩黨的口號授人以柄，認為難以取得市民認同。然而，難道市民真的受文字障所惑而不會去看清楚事實嗎？即使是民建聯所作的調查，受訪者也有45.26%不認為「起義」等同鼓吹港獨，稍多於認同的43.12%。儘管有5成受訪者認為「公投」會激起社會矛盾，7成認為會對香港與中央關係構成負面影響。但這個急就章的問卷，受訪者有58%的年齡在50歲以上，遠高出這年齡層佔人口四成的比例，而80後只佔受訪者人數的一成三。受訪人數又低於民調的500人門檻，只有327位市民。問卷設計更有引導成份，比如「（公投）行動是否浪費公帑？」就不是中立的問題。
自由黨在田北辰已派出十萬張傳單後，因「起義」這個詞就宣佈棄選，這已經令人詫異。民建聯急急推出一個不成熟的民調，無非也是為宣佈棄選找下台階。
在建制派不派人參選、缺乏兩陣對壘的情況下，一些輿論估計投票氣氛會冷淡。認為若投票率偏低，就失去「公投」的意義。
這是在北京指揮棒下香港左派的如意算盤。但情況是會變的。倘若無對手參選的話，公社兩黨仍可以製造反面參選者，使市民有一個支持或反對實現真普選的投票選擇。沒有建制派的參選，其實更可以凸顯這不是「補選」，而是以「補選」為名實現的真正「公投」。
公投，是因為在現時立法會的組成及投票機制下，不可能實現真普選，因此無法不把決定真普選的權力直接交給市民。「總辭補選」則因為目前的體制中沒有公投複決法例，故不得不以「總辭補選」這個辦法來實現。地方政府也有公投，故公投根本不涉國家主權，更非獨立。市民不可能不會逐漸明白這個意義，不可能不知道這次投票是要行使他們的權利。筆者相信，在沒有建制派參選之下，願意為公投而投票的市民會逐漸多起來。
「起義」是公社兩黨的不智用語。但這用語引來的狂轟濫炸，卻會使市民清醒地看到一些奴才的嘴臉，也會摒除文字障去認清事情的本質：這是公社兩黨藉自我犧牲而為市民爭取的一次公決的機會，每一個選民都不應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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