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周以來，立法會財委會馬拉松式審議高鐵香港段六百六十九億元撥款。在市民的抗議聲中，特區政府拒絕撤回方案，建制派議員也拒絕押後討論撥款，最後激化為回歸以來最激烈的公民抗爭行動，警方罕有地出動胡椒噴霧驅散學生和市民，官員和部份議員被困在立法會大樓內直到深夜。際此，筆者想談談高鐵事件所反映的兩大深層次矛盾，值得政府和市民寄予重視。
有連串問題未解決
目前，許多人將高鐵爭議的深層次矛盾，聚焦在八十後青年身上，將高鐵爭議，簡化為他們遇到經濟不景、政治封閉、反叛心理等各類問題，並由政府召集學者，研究八十後現象，試圖找出治病良方云云。然而，純粹將矛盾聚焦在青年身上，目光是否偏狹？其他市民的心聲呢？畢竟，反對倉促通過高鐵撥款的呼聲，只是呈現出矛盾的現象，並非矛盾的本體。那麼，本體、病根究竟是甚麼？
第一條病根，正是當今香港非民主的威權政治體制。它穿起行政主導的外衣，操弄諮詢民調，扭曲漠視民意，利用立法會功能組別議席，為政府方案保駕護航。它為了工程火速上馬，沒有善待大角嘴、華景山莊等地居民的知情權，逼迫石崗菜園村長者必須改變他們的生活社區和人際關係。由於未有安置定案，推土機開動後，他們何去何從，難免教人擔憂。由始至終，政府根本沒有合理而充份解釋為何錦上路方案絕不可行，也沒有合理而充份論證西九方案為何最好。一地兩檢未有定案，被曲解為技術問題。西九交通擠塞難解，竟說不出解決良方。凡此問題，罄竹難書。
最可惡的是，部份建制人士竟然誣衊參與集會的年輕人增加內耗，被人利用，吃飽飯沒事做，阻礙經濟發展。說實在，許多人只是反對六百六十九億元西九高鐵，不是反對任何形式的高鐵；只希望公民和專家有時間、有機會仔細研究各種方案細節，不希望政府獨斷獨行；只希望公民和受影響的居民能直接參與重大財政撥款決定，不希望威權政府和部份議員隻手遮天。畢竟，建立真正讓公民參與的民主制度，已成歷史洪流，順逆存亡，一念分途。
第二條病根，涉及部份人重權力（power）、輕正義（justice）的人格特質。建制人士和冷漠市民，大多奉行以下教條：君子不立危牆下、槍打出頭鳥、息事寧人、嚴守規矩、先禮後理、百忍成金、委屈求全、犧牲小我、成全大我。儘管這些原則可能被父母用來管教小孩，但不全然適用於建構成年人的公民生活，否則等於人格未成熟，思想未啟蒙。反之，公民應為弱者伸張正義，建立公義之秩序，不應協助強權欺壓群眾，維繫強權之秩序，甚至空言強權是公理，妄圖顛倒黑白。
錯誤解讀青年苦行
這種人格缺陷，早已被國父孫中山先生分析得淋漓盡致：「國中之百官，上而總統，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僕也。而中國四萬萬之人民，由遠祖初生以來，素為專制君主之奴隸，向來多有不識為主人、不敢為主人、不能為主人者，而今皆當為主人矣。」「民權何由而發達？則從固結人心、糾合群力始。而欲固結人心、糾合群力，又非從集會不為功。是集會者，實為民權發達之第一步。」放眼今天，青年苦行集會，曰亂；希望當家作主，曰亂。何以致之？還望港人自省，彼此共勉共勵。
桑普
文化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