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阿赫穆德．海加茲(AhmadAbdulMutiHijazi)，1935年埃及出生，當今著名的阿拉伯詩人，現為文學季刊《創意》主編，每週為《金字塔報》撰文，並擔任埃及最高文化理事會詩歌委員會主席，曾贏得了許多文學獎項，作品翻譯成多國語言。本文為詩人2009年11月應邀來香港參加國際詩歌之夜後寫成的兩篇香港紀行之一]。
我從香港歸來，這次旅行讓我對這城市充滿讚賞、滿意和樂觀。我用手觸摸，親身感受這城市，在它掙脫枷鎖，從沉沉黑暗走進光明的再生之後。我是一個不會被外表被空洞口號矇騙的人。再說，香港行動勝過語言，不讓自由淪為空話。
幾十年前，香港還只不過是南部中國一個落後貧困的島嶼。1840年鴉片戰爭後落入英國人手中。他們迫使中國政府簽訂條約佔有它，並使之成東南亞的貿易基地。他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依然留在那兒。北京最終設法與英國人簽訂新條約恢復對香港的主權，並達成對香港的統治權延至本世紀中期的共識。在此期間，香港實行一國兩制，試圖使公有制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制度和為私有財產提供服務的自由制度和平共處。新條約下的香港似乎運轉良好。
香港的人口近七百萬，主要從事貿易和工業。香港工業很先進，充分享有自由的好處：理性思維、國際視野、多國投資、競爭機制、遵守法治。其結果是發揮能量、溝通經驗和滿足需求的強大的經濟以及持續性的增長。
這座城市總是頭腦清醒，善於利用制度之器，政府略有差池，人們就會走上街頭，以保證利益的平衡。數年前，曾發生過香港特首濫用權力並導致百萬市民大遊行的事件，示威一直在和平方式下進行。香港警察的職責不僅是保護治安，更要保護市民的人身安全，並保障他們運用自身的權利，在對政府管理者的選擇或者否決上能充分表達意見。
香港，是一座流動而寧靜的城市。街上，聽不到擴音器震耳欲聾的喧囂，聽不到汽車喇叭聲和小販日夜不停的吆喝，乞丐近於絕迹。我穿行在香港的街道，只遇到過一個雙腿被鋸掉的真正的乞丐，以吹笛子謀生。即使乞丐也沒有不勞而獲，付出的甚至更多。
與過去兩百年裏崛起埃及的多元文化城市相似，香港，也是一座國際大都會—主要由中國人構成，同時有其他亞洲人、歐洲人、美國人，還有不少埃及人。埃及人把我的詩歌翻譯成中文，發表在雜誌和詩歌選集上。其中佼佼者是薩伊德．顧德（SayedGouda），一個年輕詩人兼譯者。他在香港住了近二十年，已入中國國籍，落地生根。正是他介紹我認識莎拉．埃娃（SalahElewa），住在同一城市的埃及詩人和譯者。
這兩位埃及詩人繼承了黎巴嫩詩人當年在美洲開創的文學事業，致力於把香港建成一個漢語的文學避風港。儘管他們講阿拉伯語，就像許多人講漢語、英語、日語、法語或者德語，這座國際大都會容納一切語言。
在香港沒有人會過問你的國籍，更別說宗教信仰，人們認為，信仰是上帝的事而國籍歸移民局管。至於市民的公共生活，主要是指工作機會，則依法辦事，由一視同仁的政府機構經手，並不區分你是否中國人，也不在意你的宗教信仰。
假如我將香港稱為「烏托邦社會」，不是為了危言聳聽。此烏托邦並非所謂的柏拉圖的理想國，也不是法拉比、馬克思的烏托邦，而是指人類所期盼的，在「安定、自由、公正和繁榮」的基礎上具有現實可能性的家園。
我對香港的看法或許會讓社會主義者感到驚訝，在他們眼裏，香港只是一個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窮人拼命幹活而富人坐享其成，正如中國詩人艾青在一首詩中寫到的「股票市場/像凝聚一攤污血//夜總會和遊樂場/蒸發著肉的氣息」（譯者注：指艾青寫於1980年的《香港》）。毫無疑問，在香港公正也僅僅是相對的，勢必存在著壓迫和被壓迫的現象。但可貴的是，它堅持以自由抵制不公正，而非暴政！
如果香港達到如此先進水平，那麼引人深思的也許是文化的問題。文化在這個社會占據什麼位置？在香港走到今天扮演了什麼角色？答案是文化就體現在我們在香港所見所聞之中，那一切都深謀遠慮。文化是一種工作與行為，取決於個體與集體需求，通過傳承、實踐和經驗而成形，並轉化為道德規範和宗教信仰，引導人明辨是非，利人利己。
香港的大學向我們提供本土文化的理論研究，例如香港大學，即使在世界一流大學中也是名列前茅的。還有香港中文大學，有四位教授在科學領域獲得諾貝爾獎。該校還籌辦了第一屆「香港國際詩歌之夜」。
阿赫穆德．海加茲（埃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