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了兩天，趁着去郵局寄信之便，兜到伊力盧馬位於先賢殿旁邊的住所前默默站了一會。門外小院靜悄悄的，一個多星期前被送院留醫，是由那扇木門出去的吧？據說近年他健康欠佳，拍完《牧羊人之戀》就表示力不從心，不能不收山了─「從前我還笑那些導演，怎會一屁股坐在椅子裏指手畫腳哩！」法國人去世後通常很快舉行葬禮，除了特殊情況不超過三四天，不像我們閒閒哋拖一頭半個月才風光大殮，在聲聲慢的國度簡直是神蹟。這個稍稍回暖的星期三下午，已經入土為安了嗎？
星期三是每周戲院換畫的日子，我賴床的習慣數十年如一日，但每逢這一天醒來總帶一點興奮，匆匆吃過早餐，便下樓到聖米修大道的書報攤買本《Pariscope》，用筆勾劃出未來七天的幸福。三十多年前初次見識新浪潮鏡頭下的巴黎，實在沒想到肉身有一天會闖了進來，輕微地與那個世界的人發生某種關係。不但霸佔了他們露天咖啡座的椅子，沉醉了他們歌劇院的芭蕾，聞了他們盛夏的玫瑰，踏了他們盧森堡公園隆冬的白雪，還着着實實倚在他們電影業的樹陰下乘了一回涼。沒有什麼本事，也沒有什麼野心，幸好臉皮夠厚，攝在夾縫靠翻譯字幕勉強糊口。當然趕不上當大部份新浪潮主將的文字橋樑，但譯過盧馬的《巴黎的約會》和《夏天的故事》，一直教我疑幻疑真。那是尚未使用電腦的九十年代，親自跑上他們的辦公室取字幕本，打在片頭的「LesFilmsduLosange」忽然成了十六區某座建築物的水牌，好比虛構的人物迎面姍姍而來，興奮得連招呼都不敢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