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讀書好》月刊訪問呂大樂才知道他寫的《四代香港人》是要向他父親那一大群為香港發展開山劈石的第一代香港人致敬，並希望引發跟他同年代（即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反省。
可惜書出版後致敬、反思都無影無蹤，怨憤、苦水、批判倒是一大堆。不少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一群借呂大樂的論述向「五十後」、「六十後」的建制精英開火算帳，認為他們「阻住地球轉」，卡壓了新一代上位之路，限制了他們的空間。
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阻住地球轉的一群（大概不是，因為自己無論怎算都不是甚麼建制精英），也不想介入甚麼世代之爭。倒想像呂大樂那樣寫點東西向為香港發展開山劈石的第一代香港人致敬。
跟留在鄉間的兄弟姊妹相比，老爸老媽這樣的第一代香港人也許有多一點機會。可他們的擔子比鄉間的家人要重得多。為自己及大群新生子女張羅飲食，供書教學，每年買書、買校服、買白鞋、買鉛筆已頭痛不堪，捉襟見肘。還要盡力省吃儉用寄點錢回鄉。每次替老爸寫信給祖父，總會說已滙了五十元、一百元人民幣，請他收妥後回信。
記得文革末期終於開放讓港人較容易回鄉探親。老爸聯絡上祖父要到廣州見一面。為了這次廣州之行，老爸老媽花了大筆錢買了大量布匹、糖果、油、衣服鞋襪、餅乾……，用盡方法把它們綁成可以用「擔挑」運送的兩大袋，又要逼我和妹妹穿六、七件衫、三條褲。那時沒有電氣化火車，沒有回鄉證，要挑着重重的行李在尖沙咀坐柴油火車到羅湖，然後在深圳等邊防人員發出回鄉介紹書才能坐上到廣州的火車。從清晨五時多折騰到晚上十時才到達早已拆卸的「新亞旅館」。
可老爸老媽沒有甚麼怨言，看到親人也沒有稱甚麼功勞，只是把帶來的、穿來的東西像沒事般留下來就是了。這份不怒不怨實在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