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香港社會因為高鐵撥款問題引發的爭議如星火燎原，已經由立法會與政府之間的角力，燃燒到社會各個界別和階層，由專業團體、大學師生，到建造業工人，由富商巨賈到菜園村村民。從政治過程角度去看，事件本身並無太多特別之處，所謂八十後的公民力量展示，也不過是政治動員方式的些許改變而已，從傳統的社群互動到借助網際網路進行鼓動和造勢。高鐵爭議的深層次問題是，堅持價值理性和社會道義的公民社會再也無法忍受經濟理性主導下的政府的侵蝕和擠壓，不得不奮起抗爭，爭取普羅大眾賴以生存的社會空間。
匆匆搞調查令人無信心
在以數字和量化為標準的經濟理性中，人類和社會組織被經濟動物和交易關係網絡所取代，經濟資料和指標成為最值得追求的東西，其他都是沒有價值的。市民深信「家可以千世萬代，錢乃是過眼雲煙」，經濟動物卻認為足夠的經濟誘因可以讓人拋棄家園，遷居千里之外。所以，被數字理性洗腦的政府在公共財政事務方面只會採用惟經濟效益為重的政策，只會不斷的進行各種各樣的數理模型的推理、論證和計算，例如高鐵的客流量，票價的釐定，帶來的經濟效益，拆遷的賠償金額，建築的成本，推遲興建一日造成的損失等等。
問題的另外一面是，受高鐵影響的人的感受，納稅人對粗疏兒戲的高鐵決策過程的挫敗感和無力感，越來越多香港市民對政府莫名急切的取得高鐵撥款的反感，這些社會代價都被政府忽略不計了。政府高官口口聲聲興建高鐵已經達成了社會共識，其實最多是經濟動物的共識，好像社會上的各種非議此起彼伏，聲浪越來越大。連被稱為政府智囊的智經研究中心也忍不住跳出來，急匆匆搞了個調查研究，不知道用甚麼抽樣方法訪問了七百多個市民，就說大部份市民支持高鐵。這種用粗暴的數位邏輯 經濟理性去掩蓋和化約社會問題的做法，如何讓人對公共財政政策有信心？如何給香港社會帶來福祉？數以百萬計的香港市民和納稅人的公民權在如此耗資巨大的基建工程決策中如何體現？
還港人公民權以達共識
現代社會的政府充其量就是個物業管理的角色，業主交了管理費當然有權利決定這筆錢如何使用，納稅人交了稅也理應有權利去投票決定稅款的使用。因此，就高鐵事件而言，政府必須還納稅人一個公道，還我公民權，專門就高鐵進行全民公投，讓香港人獨立行使自己的公民權催生一個真正的社會共識。
宗山
香港大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