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出版總署前署長杜導正出版回憶錄，披露趙紫陽曾說過，中國非走民主政治改革這條路不可，中共「主動改革，社會進步；被動改革，可能導致革命」。
趙還說，實行民主政治是世界大趨勢，中共「不想走這條路，抵抗這條路」，結果只好「內部加緊控制，外鬆內緊，想頂住民主大潮，但又頂不住，且戰且退」，「這麼下去，自然是很危險」。
這使筆者想起114年前梁啟超發表的《變法通議》，他說：「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萬國蒸蒸，日趨於上，大勢相迫，非可閼制，變亦變，不變亦變，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己，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束縛之馳驟之。嗚呼，則非吾所敢言矣。」
梁啟超這段話，當年十分激勵人心。他說的「法」，是君主立憲，實現「民為政之世」，使「人人有自主之權」，「各盡其所當為之事，各得其所應有之利」。「人人自主之權」，即民主人權。這是天下大勢。「以一人（或一黨）而奪眾人之權」的體制總要變。「變而變」，是主動求變；「不變而變」，是被迫不得不變，也就是官逼民反，或叫起義，或叫革命。那時堅持不變的當權者就只能讓人「束縛之馳驟之」了。
可惜，當時滿清皇朝不願「變而變」，終導致革命的「不變而變」。中華民族又經歷了百多年，現在又到「變而變」或「不變而變」的循環了。趙紫陽的話，正是為了挽救中共而提出來的「變而變」的忠言。但因「變而變」損及當權者既有利益與權勢，因此儘管1980年鄧小平已提出了全面的「變而變」的政治改革，卻因觸及特權階層利益而收回。趙紫陽任總書記時，亦對政治改革作研究並於1987年十三大提出一些方案（見吳國光記錄的《趙紫陽與政治改革》），但六四後不但無疾而終而且政治上更趨保守。
20年後的今天，中國特權階層的腐敗，已全國氾濫，其無恥、骯髒、公開及與民為敵的程度，遠超過滿清與國民黨統治大陸的時期了。三年前，作家沙葉新寫了一篇鴻文，題目是《腐敗文化，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以種種事實與數字，提出中國大陸的腐敗已經集團化、部門化、市場化和黑幫化了。他親耳聽到贛州城外一個攤販憤憤地說：「現在就缺陳勝吳廣了」。
我們都不願見到中國再來一次「不變而變」、以暴易暴的革命浩劫。百年來的革命，證明無法帶來民主政治。「不變而變」的結果，實際上實現的是浩劫後仍然「不變」。然而，每年數以萬計增加的群體抗爭事件，楊佳被視為英雄，鄧玉嬌受到各地民眾支持，都說明人民因走投無路而產生的暴戾之氣正在上升和蔓延。也就是說，「不變而變」的氛圍在擴展中。
另一方面，要求開創民主政治，實施憲政大法「變而變」的《08憲章》起草人劉曉波，卻被判刑11年。
香港保安局長李少光說他看不見已上載互聯網人人可見的公安越境拉人，而警方卻看見了香港所有媒體鏡頭都看不見的陳巧文襲警。這說明香港已在政治上回歸中國的墮落了。作為中華民族一分子，當「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香港自然也不應獨享安全。但百多年來香港都有救中國的傳統。因此今天，儘管當權者已選擇了「不變而變」之路，我們是不是仍可以推動「變而變」的和平改革呢？積極參與總辭公投，是香港「變而變」的選擇。為了中國的前途，為了中國的和平政治改革，中國當權者又何妨容許香港作一個「變而變」的試點呢？香港公投，香港真普選，不過是實現百多年前梁啟超的「變法」，也不過是實現中共延安時期提出的民主理念，更不外是「大地既通，萬國蒸蒸，日趨於上，大勢相迫，非可閼制」而已。一變而通，則可解香港體制的窘迫。中國大陸，也可以看到一條「變而變」的出路。
望中共當權者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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