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余英時教授告別耶魯，應聘到普林斯頓大學。翻開車行健為他老師編寫的著作目錄看，這一年余先生三本影響深遠的重頭著作也同時問世：（一）《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二）《士與中國文化》；（三）《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
其實英時校長1987年前出版的中文專著，已有十六本之多。我鎖定1987年為界入點，因為普大給予先生的名份是地位崇高的UniversityProfessor。先生的英文著作不多，1987年前出版的專書只有三本，其中一本是博士論文。這也是說，普大考慮給先生聘書時對他所作的「學術評估」，中文著作應佔相當的比重份量。
英時校長以中文著書立說，以身弘毅，捨美國「漢學」英語論述的主流縈然而立，無疑給同行後進樹立了一個為學做人應「適才量性」的楷模。他接二連三的就方以智和陳寅恪二人的生平著墨，只為抒發一己幽思。這些文章，不是在publishorperish的壓力下寫得出來的。
廣義的說，普林斯頓大學以UniversityProfessor的名義禮聘余教授，一方面固然是對他個人在中國歷史研究卓越成就的肯定。更為重要的是：余先生的appointment足以證明用中文書寫的學術著作在美國「漢學」的行家中一樣受到尊重。
憑常識看，促成余先生「過檔」普林斯頓的「幕後推手」中，必有一位身份特殊的「伯樂」。他當然得是一位「大老」級的中國史專家，對余先生的生平和著作瞭如指掌。那還不夠，這位「伯樂」還得有足夠的眼光看到余先生的著作對中國文化深遠影響的前景。余先生的著作，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多在台灣出版。八十年代尾開始，大陸版本開始出現，一時風起雲湧，各家出版社爭相向他要稿。原著供不應求，譯文亦轉眼變了「奇貨」。上海古籍和台北的聯經聯手編譯了《余英時英文論著漢譯集》，有助讀者認識余教授研究範圍的「外一章」。余先生1967年在加州大學出版的專著《漢代貿易與擴張：漢胡經濟關聯式結構研究》，漢譯版本就收在《余英時英文論著漢譯集》。
如果余先生思想性的著作如《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和《文史傳統和文化重建》全用英文出版，相信大陸不會出現「余英時現象」。中國情懷有賴文字寄託，通過翻譯，難免失其本性。余先生著作初在中國大陸登場時引起的哄動，王汎森在〈普林斯頓時期所見的余英時老師〉有側面的描述。他說葛兆光告訴過他，余先生的《士與中國文化》1986年在上海出版後引起很大的震動。當時葛教授一位「半通不通」的朋友，連封面也沒看清楚，就興高采烈的跟他說「最近剛讀了一本精彩的《土與中國文化》」。
如果從文化流散的社會角度看，這個「笑話」其實是一種啟示：余先生在神州大陸的讀者階層，早已跨越學者專家的「族群」。他的「粉絲」中，說不定「士」「土」不分的確大有其人。這些「半吊子」粉絲讀余先生的著作，能力容或有所不逮，不過即使他們所識只是一知半解，也不會錯過余先生「吾道一以貫之」的思想，那就是對民主、自由這些普世價值觀鍥而不捨的追求。
英時先生名滿天下，歷年所獲學術榮譽包括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哲學學會（AmericanPhilosophicalSociety）院士等。2006年他更獲得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積人文學科終身成就獎」（theJohnW.KlugePrizeforLifetimeAchievementinthehumanisticandsocialsciences）。這個榮譽的金額「與諾貝爾獎等量齊觀」（theawardisatthefinancialleveloftheNobelawards），本身已具吸引力，但身為學界中人，得獎人最值得引以為傲的是候選人的提名是經過國會圖書館內一個特別的Scholars'Council會員甄選的。可想而知，會員中一定有獨具隻眼的「伯樂」，能夠在他學術著作中看到一位「弘毅之士」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