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沒來得及去屯門參加嶺南大學的「當代文學六十年」研討會，只有補讀許子東他們編成的會議文集《一九四九以後》，書厚厚的近六百頁，說是會議文集一點不假，除了收集所有的會議論文，連兩場學者圓桌會議和兩場作家論壇的一言一語，都有聞必錄，誰發言引起哄堂大笑，誰講話聽眾大拍手掌，都括弧加上按語，一一記錄在案。四場討論的陣容值得在此一記：王蒙李歐梵陳子善陳芳明盧瑋鑾錢理群黃子平，陳思和黃錦樹楊玉峰鄭培凱鍾玲王德威，王安憶朱天心鍾曉陽嚴歌苓平路，北島黃春明駱以軍董橋陶傑。真難為許子東他們想得到，因為若沒有這許多「當代作家」，所謂的六十年當代文學，難免會過早被專家學者帶入「歷史」殿堂，而難以再見「此刻」的光采；而若沒有女人和男人，六十年來的歷史和政治，未免也會像國共黨史一樣枯燥無味令人昏睡。
所以董橋在會上說，這六十年的政治歷史，對國家對人民當然很不幸，政治歷史中的男人就是蔣介石和毛澤東，女的就是江青跟宋美齡。但文學因為三江分流而出現不同的氣象，如台灣六十年代小說也好散文也好，女的像林徽因，男的像徐志摩。香港六十年代繼承的是上海，男的像徐訏，女的像張愛玲。董橋說的不多，聽眾大笑。我相信聽眾笑不只是因為比喻形象跳脫有趣，而也是因為這觸及了他們讀董橋散文那種獨特懷舊感的敏感了。
這是「當代文學」有趣而和「現代文學」「古典文學」不太一樣的地方。
在當代文學的範疇，比如讀王安憶朱天心鍾曉陽嚴歌苓平路，跟讀魯迅周作人沈從文肯定是不一樣的。因為你可以讀到她們一部剛印出來新作品，直接接觸到那種文學的單純，作品完全陌生，所有文學史教科書都來不及討論、當然也還沒受到政治意識形態的干擾。董橋幾十年前文學經驗中的林徽因，徐志摩，徐訏，張愛玲可能就是這樣的，和聽眾文學經驗中的北島黃春明駱以軍董橋陶傑，有令人會心微笑形神巧合。
許子東他們《一九四九以後》用心良苦，一百多頁的討論使得當代文學六十年變得迷人起來，學院式的研究和讀者的文學經驗得以連繫了起來。不難想像，當粉絲聽眾第一次聽到朱天心這樣談到胡蘭成時的反應：「我十六歲認識胡蘭成，一直都叫他胡爺爺。大概我也是他一輩子碰到的唯一這樣一種關係叫他的，這也是他一生裏很奇怪的經驗吧。他是非常容易讓人忘記年紀的人。所以他第一次當爺爺，必須要撐着一個爺爺的樣子來帶一個不是很聽話的學生，這在他或許是蠻有趣蠻新鮮的經驗。我和天文有兩度去日本住在他的家裏，他在日本其實生活得很好，有很多各式各樣的人好像供養他一樣，可是我覺得他的心情是很寂寞的。」朱天心說，「我到現在還是把他看作是某個階段的啟蒙老師，這很重要。」
「當代文學」有研究價值更有啟蒙意義，最初的文學經驗意味著文學最深的秘密和最持久的魅力。這也是當代文學一再強調，一切文學其實最終都是當代文學。看見了女人和男人，才看得見六十年來的歷史和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