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熱津斯基及史考克羅夫特雖然在外交界打滾四十年,可二人一點也不老餅。他們沒有死抱權力政治、權力平衡這些傳統理論,對國際政治新現象包括科技的衝擊、冷戰體系瓦解想的很多,也有不少新鮮及獨到的見解。
對於橫掃全球的資訊科技革命,互聯網革命,兩位二十後(一九二○年代出生)的資深學者不但沒有絲毫抗拒,不但沒有低貶它們的威力;還認為它們令全球政治產生前所未有的大變,迫使所有國際事務參與者不管是主權國政府、聯合國、歐盟、國際非政府組織、跨國企業、傳媒要重新定位,重新考慮如何對應。
根據兩位大老的分析,資訊科技帶來了真正的全球覺醒,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廣泛政治參與及動員。在互聯網、光纖通訊、衞星通訊普及化前,大部份人關注的看到的都是近在本城、本國的事務;其他地方的訊息及情況都需要經過傳媒以及不同渠道的過濾才能接觸到;而即使接觸到也需要一天甚至好幾天的時間。但在資訊科技革命後,在世界最偏遠角落的事不管是種族屠殺、傳染病、槍手血洗商場、恐怖襲擊、慶祝新年都在幾分鐘內沒有經過任何篩選過濾就傳遍全球。
不管事情是好是壞,全球各地人民對本身的處境,對其他人的處境都有比以前強烈的感受。在大量資訊、圖像、影片衝擊下,一般民眾會立時拿本身的處境跟其他地方的人相比較,會立時提出類似的關注、訴求,會立時希望得到相類似的好處或要求提防相似的悲劇、慘劇發生。換言之,國際事務的優先次序(priority),甚麼國際問題需要首先關注已不再由少數政治家、外交官員、政客決定,已不再由聯合國、西方大國或新興強國壟斷,而是由地球村某個角落的小事經互聯網蔓延推展,轉化為國際社會需要共同及迅速面對的要聞。
對臃腫的國際組織和聯合國而言,她根本應付不了這樣轉瞬湧至、分秒必爭的國際事件。超級大國如美國、富於外交經驗的西方國家如英國、法國對全球人民動起來這回事同樣左支右絀,窮於應付。兩位大老認為,目前國際間不管是主權國政府或國際組織都未能找到有效的方法、機制應付資訊革命帶來的衝擊,只能跌跌撞撞的找出路。
當然,兩位大老沒有貶低硬權力的重要性,也不認為民族國家或主權國的角色會消失。畢竟世界大同盟仍是個遙不可及的烏托邦,在國際事務上還找不到可以替代民族國家的單位,硬權力特別是軍事力量及暴力也還有一定的角色。但在互聯網的年代,使用硬權力如軍事入侵涉及的風險,引發的後果比以往更大,更容易產生反效果。即使超級強國如美國動起手來也縛手縛腳,不斷被海外及本國民眾質疑,任何政府要動武肯定需要三思再三思!
盧峯
逢周三、六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