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羅湖橋背插示威牌抗議中國以言入罪，到元旦遊行衝擊中聯辦爭普選，再到五區苦行反高鐵，香港80後青年突然成為叱咤風雲的群體，成為香港輿論的主角，成為特區政府、中央政府關注的焦點。
對這些行動有不同的評價，是很自然的事，昨日熱爆香港討論區的「年青人如何看80後的行為」，就算是同為80後，也是褒貶不一。但是，以陰謀論看待80後的抗爭，或稱他們受政黨在幕後操縱，或出言恐嚇、抹黑，或挑撥他們與市民關係，不只無助公正評價80後近日的行動，更無助解決香港面對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
80後的抗爭浮現，所涉及的新一代三十而不立、難立的問題，並不是香港獨有，在內地同樣備受關注。最新的調查顯示，內地六成以上的80後無法承擔社會責任和家庭責任，五成左右沒房沒車、沒有結婚，擔任高級職務的不到一成。有一個段子形象地說明他們的苦況：「當我們讀小學的時候，讀大學不要錢；我們讀大學的時候，讀小學不要錢；當我們還沒能工作的時候，工作是分配的；我們可以工作的時候，撞得頭破血流才勉強找份餓不死人的工作；當我們不能掙錢的時候，房子是分配的；我們能掙錢的時候，房子已經買不起了；當我們沒找對象的時候，姑娘們是講心的；我們找對象的時候，姑娘們是講金的。」
在政治、經濟都受制於內地的香港，80後被邊緣化問題自然更為嚴重。但無論是學術機構、民間組織，還是政府、政黨，對香港80後的深入研究迄今顯然欠奉。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將80後第四代港人關注的焦點鎖定在「物業會所有甚麼設施、泳池有多大、私隱度是否足夠」，已成為笑話；中聯辦主任彭清華貌似平和的激烈抗爭不符港人期望論，其實是中共傳統的分化手法，意在挑撥80後與市民的關係；親中共人士鄭耀棠、程介南的恐嚇和抹黑，更為80後所不齒。
其實，生活在正邊緣化的城市、被政府和富商邊緣化的香港80後，他們的抗爭，不只是表達對社會現實的不滿，也表達對前途的希望和訴求。被稱為「碼頭工人哲學家」的賀佛爾（EricHoffer），1951年出版《狂熱份子》（TheTrueBeliever）一書，被稱為群眾運動的聖經，其中對畸零人（Misfits）的描述，堪資借鑑以研究香港80後問題：「他們尚未達成志向，但還沒有放棄希望。他們惶惶不安、心懷不滿，整天惟恐志向能伸以前，人生的黃金歲月已經消逝……他們還是會憧憬有意義和有希望的獨立自主生活。只要有一點點進步和成就，就足以使他們和這個世界以及自我取得協調。」
正視80後問題，首先要了解、正視他們的希望。無論是家長式的說教，還是政治人物的恐嚇或挑撥，都抹殺不了80後的希望，也阻止不了他們的行動。只有實實在在的變革，只有政治、經濟的進步和成就，才能達致社會的和諧，否則，豈止無法解決80後的困局，亦將無法面對90後那一群正踏入、將踏入選民年齡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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