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羅湖橋背插示威牌抗議中國以言入罪,到元旦遊行衝擊中聯辦爭普選,再到五區苦行反高鐵,香港80後青年突然成為叱咤風雲的群體,成為香港輿論的主角,成為特區政府、中央政府關注的焦點。
對這些行動有不同的評價,是很自然的事,昨日熱爆香港討論區的「年青人如何看80後的行為」,就算是同為80後,也是褒貶不一。但是,以陰謀論看待80後的抗爭,或稱他們受政黨在幕後操縱,或出言恐嚇、抹黑,或挑撥他們與市民關係,不只無助公正評價80後近日的行動,更無助解決香港面對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
80後的抗爭浮現,所涉及的新一代三十而不立、難立的問題,並不是香港獨有,在內地同樣備受關注。最新的調查顯示,內地六成以上的80後無法承擔社會責任和家庭責任,五成左右沒房沒車、沒有結婚,擔任高級職務的不到一成。有一個段子形象地說明他們的苦況:「當我們讀小學的時候,讀大學不要錢;我們讀大學的時候,讀小學不要錢;當我們還沒能工作的時候,工作是分配的;我們可以工作的時候,撞得頭破血流才勉強找份餓不死人的工作;當我們不能掙錢的時候,房子是分配的;我們能掙錢的時候,房子已經買不起了;當我們沒找對象的時候,姑娘們是講心的;我們找對象的時候,姑娘們是講金的。」
在政治、經濟都受制於內地的香港,80後被邊緣化問題自然更為嚴重。但無論是學術機構、民間組織,還是政府、政黨,對香港80後的深入研究迄今顯然欠奉。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將80後第四代港人關注的焦點鎖定在「物業會所有甚麼設施、泳池有多大、私隱度是否足夠」,已成為笑話;中聯辦主任彭清華貌似平和的激烈抗爭不符港人期望論,其實是中共傳統的分化手法,意在挑撥80後與市民的關係;親中共人士鄭耀棠、程介南的恐嚇和抹黑,更為80後所不齒。
其實,生活在正邊緣化的城市、被政府和富商邊緣化的香港80後,他們的抗爭,不只是表達對社會現實的不滿,也表達對前途的希望和訴求。被稱為「碼頭工人哲學家」的賀佛爾(EricHoffer),1951年出版《狂熱份子》(TheTrueBeliever)一書,被稱為群眾運動的聖經,其中對畸零人(Misfits)的描述,堪資借鑑以研究香港80後問題:「他們尚未達成志向,但還沒有放棄希望。他們惶惶不安、心懷不滿,整天惟恐志向能伸以前,人生的黃金歲月已經消逝……他們還是會憧憬有意義和有希望的獨立自主生活。只要有一點點進步和成就,就足以使他們和這個世界以及自我取得協調。」
正視80後問題,首先要了解、正視他們的希望。無論是家長式的說教,還是政治人物的恐嚇或挑撥,都抹殺不了80後的希望,也阻止不了他們的行動。只有實實在在的變革,只有政治、經濟的進步和成就,才能達致社會的和諧,否則,豈止無法解決80後的困局,亦將無法面對90後那一群正踏入、將踏入選民年齡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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