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浩（HoytTillman）在他編的《文化與歷史的追索：余英時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台北聯經）這麼說過，余英時教授「在美國拿到永久職位以後，就進一步更加功夫寫中文書，面對東亞讀者。」英時校長在1962年以"ViewsofLifeandDeathinLaterHan"(「東漢生死觀」)論文取得哈佛博士學位。五年後他第二本重頭英文著作在加州大學出版：《TradeandExpansioninHanChina:AStudyintheStructureofSino-BarbarianEconomicRelations》（《漢代貿易與擴張：漢胡經濟關係的研究》）。
自此以後，余校長的英文著作，的確越來越少。相對而言，中文論述則日見豐盈。在〈英時校長〉一文我曾引車行健所收資料轉述，校長的中文專書有51部，論文463篇。一個能用雙語寫作的學者或文人，若一生中只選用一種語言跟讀者見面，總有特殊原因。現代文學家批評大家GeorgeSteiner(1942-)是猶太人，在巴黎出生，後來雖然入了美籍，但一生大半時間都在歐洲渡過。英、法、德三種語言，無論就聽、講、寫那方面來講，對他都是「母語」。1960年代中葉，他到我就讀的Indiana大學開暑期班，曾引無機會唸中文以為平生憾事。他對班上同學說，他真不知道英、法、德三種語言中那一種是他「母語」。別人不信，找催眠師給他做測驗。結果是，你分別用那種語言給他提問題，他就用那種語言作答，聽來全是「鄉音」。傳誦一時的作品如《DeathofTragedy》和《LanguageandSilence》全是英文著作。
既然三種語言對Steiner來說都是一種「吐心聲」的媒介，不涉感情的指引，我們只好用世俗的眼光看待他的選擇。就說最顯明的事實好了。第一，語言的認受性。二次大戰後英語已取代法語舊日的「霸權」。二是市場的考慮。Steiner要在亞洲地區找知音，英語還是較多人賞識的外語。
在美國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為了取得行家的賞識，一般而言，都會選擇用英語發表學術著作。ChineseStudies的研究方向雖難作精確的界定，但任何在這範圍內做出來的研究成果都應與中國有關，否則ChineseStudies的稱謂就名實不符了。「中國研究」學者的著述，可不可以用中文發表？當然可以，但作者應該明白，這得付些代價。美國大學行政人員的linguafranca是英語，處理同事升等加薪這類事宜，當然離不開著作份量的考慮。英語出版物的級數，以「星」定位，條理分明。學術著作出了單行本，更易讓行政人員認識作者在行家心目中的份量如何。初出道學者的著作若能一本接一本的由名牌大學如哈佛耶魯出版，真的有助他在學界「升官發財」的機會。
同樣一個ChineseStudies專家呈上的申請資料，履歷表上「著作」一欄卻全是中文。在「中國研究」範圍內，中文自然是「法定語言」。在tenure制度的保護下，拿了「長俸」的教授今後的著作真的可以隨心所欲。寫些什麼，全憑自己高興。田浩希望通過《文化與歷史的追索：余英時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讓我們從另一角度了解他老師為人，特別是他的價值觀。
余校長這位弟子問得好：「為什麼這位學者的英文著作比較少，可是在哈佛、耶魯、普林斯頓三所名牌大學任教數十年，而且又是一位獲頒KlugePrize」的亞洲歷史學者？為什麼他寫了很多中文書，但不願接受邀請到中國大陸？」
這些問題，不會一一在集內文章找到答案，不過陳弱水的一些觀察，倒有見地。他眼中的英時校長，「名利心淡薄，從世俗的觀點看來，他是位成功的人，但成功者也有選擇的問題。當機會來臨時，他都是選擇對自己的學術研究有利的路途。而且對他而言，選擇並不困難。他的決斷力很強，能按自己的性情做事，少受外界影響。」
英時校長在post-tenure的日子決定多用中文寫作，從功利眼光看，走的是「獨木橋」。有關這一點，我將在下周再作補充。總而言之，這是他個人價值觀的一種見證，也同時是他「以身弘毅」的自我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