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曾蔭權北上述職,國家主席胡錦濤、總理溫家寶分別作出訓示,一個要求妥善處理政制發展問題,一個要求更好地處理深層次問題,但實質內容、具體方法欠奉。於是,曾蔭權有自己的理解,親北京人士與泛民人士有不同的解讀,學者、傳媒也各自尋根究柢,一如五年前胡錦濤要董建華「查找不足」、四年前溫家寶首次要曾蔭權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由此引起的政壇、輿論對港府施政方向的爭拗、混亂,短期內不可能平息,顯見北京語焉不詳、故作神秘的訓示,已成為加劇香港內耗的因素。
猶記得,2004年12月,董建華在澳門被胡錦濤訓示要「總結經驗、查找不足」後,堅持作正面解讀,政府也定調為「鼓勵及勸勉」而非「斥責」,但不到三個月,董就被迫以腳痛為由請辭下台。猶記得,2005年12月,曾蔭權第一次上京述職,溫家寶在表態支持港府經濟政策時,也明言香港「有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但曾蔭權在能否達致北京要求的質疑聲中,反而連選連任特首,也有望做到任期結束。
為甚麼香港特首述職時,北京領導人總會作出引致不同解讀的訓示?應該說,這不是胡、溫等領導人不了解香港問題所致,而是中共的政治文化使然。其一,中共高官為了避免講錯話,在公開場合一向都是照本宣科地讀些八股文,一旦脫離講稿,通常只會說些「原則性意見」,給人莫測高深的印象,以維護個人權威。
其二,這些講話的場合是有傳媒在現場錄音、錄影的,與其說是訓示特首,不如說是要講給香港市民聽,不能不顧及民意、顧及一年來曾蔭權和港府民望插水的事實,因此在肯定特區政府的同時,還要針對港人關切的民主、經濟發展問題提出要求,如果一味挺曾,豈不是要讓人罵他們昏庸?
其三,是要避免外界指摘北京直接干預香港事務。儘管香港享有的只是鳥籠經濟、鳥籠政治,無論金融中心的鞏固,還是政制改革的步速,決策權都在北京,曾蔭權和港府只不過是執行者,但北京領導人就算對香港事務已有定案,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公開對施政細節耳提面命。
其實,就算照曾蔭權的公開解釋,溫家寶所講的香港深層次矛盾,是指經濟問題,指香港不能太過依賴金融業,但顯而易見的是,這個問題亦不是循經濟途徑就可以解決。經濟轉型離不開社會和諧作為基礎,如果香港特首、立法會議員未經普選,他們的決策、監察都難免持續受到有力的挑戰,令香港的爭拗、內耗持續不斷。
或許,北京深知香港的困局,但既受制於一黨專政的思維和體制,又不相信港人的民主質素,因此既不敢公然反對香港普選,又不敢放手讓香港普選,因此不時作出意在言外的訓示,結果無異於為爭拗不斷的香港火上加油,各界可以各取所需,作出符合各自期望的解讀,並且各行其是。如此一來,香港的內耗豈能不加劇?可以說,香港內耗多,禍源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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