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六年我曾寫過一篇文章，說高智晟屬於人種級，比英雄豪傑還高一級，僅次於神。劉曉波先生大約不下三次在網路電話裏提起此文，話雖未挑明，那意思我明白，即不服氣──我劉曉波也可以做人種啊。呵呵，承蒙劉老師看重，我只是這麼順嘴一說，並無權柄給人派發人種資格證，你就是爭來我的「劉曉波也可以做人種」這句話，也是空頭支票一張。不過我還沒有吝嗇到連空頭支票也捨不得輕易開的程度。此刻，在曉波庭審的當夜，我就再開個空頭支票：劉曉波這人也可以做人種！
大約是一九八七年，我在河南大學讀研究生，專業是古典漢語。那時，在我心裏，只有多認漢字、多記字義才是學問，別的都是扯淡，學文學、搞理論都是不務正業、附庸風雅。一位搞文藝學的同學常常複印理論文章發給大家，推崇得神乎其神，每每我讀了卻味同嚼蠟。記得有一次，這位老兄複印的文章中引用了尼采的「上帝死了」。見此四字，我如被電擊（「上帝死了」比「打倒孔家店」威力大多了），從此記住了這篇文章作者的名字：劉曉波。
二○○四年初夏的一天，我從外面回來，快到我所住的單元樓時，手機響了。當時《討伐中宣部》流行不久。具體談了甚麼現在已經忘記了，但是來電話者的自我介紹我記住了：「我是劉曉波。」在電話裏我稱他劉老師，我說「我也是你的學生」，並且告訴了他理由：是他讓我知道了世間還有「上帝死了」這個文字組合（雖然現在我相信上帝沒死，而且永遠不死，但我仍然肯定「上帝死了」這個最簡單的句子曾經對人類的意義）。一字尚可為師，何況四字乎？
還是回到做人種的話題上吧。清末日本人稱中國人是「清國奴」，中國人說這是對他們的侮辱。兩年前我曾寫文章說這不是侮辱，而是客觀描述。你本就是清國奴嘛，不是清國奴難道還是清國主？君不見大清朝廷上，滿耳都是奴才長奴才短。因而推究起來，我倒寧肯相信，日本人這麼說，更多是出於哀中國人不幸，怒中國人不爭，而不是侮辱中國人。隨着時代推移，清國奴變成了黨國奴，仍然佔一個「奴」字。劉曉波的橫空出世和二十多年不撓的存在，就是永生的上帝為古老中國設計的一項意義重大的換種工程。
曉波在精神換種、人格換種方面做得很有成效，猶如在山頂上建座城，在燈枱上放盞燈，可是生物學意義上的換種工作卻做得很不夠。他有前後兩任妻子，卻只有一個孩子，太可惜了。聖經中說，義人的後裔要多如海沙。上帝為何如此應許？因為惟有義人之子多如海沙，才能在生物學意義上為民族換種。相反，如果清國奴、黨國奴多如海沙，這個民族是不會有甚麼前程的。
謹以此文紀念曉波案的開庭。
焦國標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前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