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面時打招呼或寫信時落款，我總叫余英時「英時校長」，而不隨俗稱呼他余教授或余先生。有一次他笑問緣由，我也笑說生平喜歡給朋友取諢號，容易記掛也。再說，他在李卓敏主政時代當過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我也在李校長時代在崇基學院教過書，稱余教授為英時校長，諒也不越份。
認識余校長多年，但親近的機會不多，因此對他的認識多從他的著作而來。要對一個學人有書本以外的了解，你得是他的近親，總角交、或入室弟子。今天的社會，大家都忙，朋友往來，也不見得有時間作長夜之飲了。就英時校長而言，最能近距離感染他道德風範的是跟他寫博士論文的研究生。理由簡單，指導論文的老師對學生喋喋不休，是本份。在課室如是，辦公室如是，在老師家晚飯後聊天時如是。談的當然都是學問，但過場時說不定老師突有所悟，即興說些題外話，帶動現場氣氛。這應是學生認識書本以外的老師大好機會。
我是看了田浩（HoytTillman）編的《文化與歷史的追索：余英時教授八秩籌慶論文集》中余教授四位弟子寫的前言才想到「知人」這個題目的。校長初從大陸到香港時一段經歷，我略有所聞，但知之不詳。據田浩所記，1949年英時校長父母先離開上海，留他一個人料理一些家事。年底父母通知他可以來香港「探親」了。他聽了父親在北京朋友的話，對公安局說要去的地區是九龍，屬廣東省，因此得合法離開大陸，但到了香港，既無護照又無身份證明，成了個「無籍遊民」。錢穆先生幫他申請到哈佛獎學金，就因「身份」問題遇到重重困難。台灣懷疑他是左派激進分子，給美國領事館打小報告，不要發給他簽證。幸好當時耶魯大學在香港的代表給他力保，問題才得到解決。
我想這是校長在「爐邊閒話」時告訴學生的，雖然我相信這不會是「獨家新聞」。田浩的前言，最發人深省的地方是有關他老師的「價值觀」。文章開頭這麼說：
我們四個同門想講一些余英時老師的故事，希望幫助未來的讀者除了透過他的書，還可從另外一個角度稍微知其人，進而了解他的價值觀。沒機會與余英時先生談話的人，可能覺得很難了解他。比方說，為什麼這位學者的英文著作比較少，可是在哈佛、耶魯、普林斯頓三所名牌大學任教數十年，而且又是一位獲頒KlugePrize的亞洲歷史學家？為什麼他寫了很多中文書，但不願意接受邀請到中國大陸？
田浩編的這本文集，書後附了一個「余英時教授著作目錄」，中英文外，還有日文文獻。書目粗分為「專書」和散篇的「論文」，此外還有「訪談錄，對談錄」26篇。校長的專書共有51本，其中包括各種不同的版本和從他的英文著作翻譯過來的，如侯旭東等譯的《東漢生死觀》。論文散篇合463條。英文著作6本。（其中兩卷論文集將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
校長為什麼拿到終身職位（tenure）後就較少用英文寫作？本文篇幅有限，未盡之言，只好留待下回分解。在此以前，先看看他在新亞書院當學生時的著作。他用「艾群」筆名，光在1951這一年間在《自由陣線》發表了6篇可說是「遣悲懷」的文章。這位「學生哥」關心的是什麼？〈從民主革命到極權後群〉、〈論革命的手段與目的〉和〈我的一點希望〉。1952年，他寫了21篇。
校長日後寫的大塊文章，如《士與中國文化》和《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等，在若干地方都可看到少年情懷的延續。用校長自己的話說，他要從「自己所寫所思的專門基礎上發展出一種對國家、社會、文化的時代關切感。」據其門人王汎森所說，大概是「六四」天安門事件前的一個月，《紐約時報》刊出了支援學生民主運動的全版廣告，上面的毛筆字就是校長寫的，老師和學生都要科款一百元付廣告費。不足之數，由《中國時報》余紀忠先生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