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高錕在瑞典領獎的電視轉播，頗多感觸，二○○○年十二月我就在斯德哥爾摩音樂廳出席老友高行健的獲獎典禮。橘越淮而為枳，為何專制冷土上的中國人總出不了大師？錢學森纏綿病榻時也發出天問。安徽高校十一位教授向新任教育部長袁貴仁和全國教育界發出公開信，重申錢氏遺言：「為甚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
就在此際，教育界噩耗連連，近日湖南湘鄉市和重慶彭水縣相繼發生學生踩踏慘案，死傷頗眾；河南新密發生高三學生自殺事件，這學生因家貧未能按時交「考試費」，又無錢賄賂老師，遂被逐到「慢班」坐冷板凳，更兼受不了校園腐敗和烏煙瘴氣，憤而服毒；山東臨沂某校領導借招聘新教職之機，向待聘女教師提出性勒索。這些案件只是冰山一角，說來大陸教育界的糜爛腐惡已為孔孟之後兩千數百年所未見。本為尊師重道而設的「教師節」，早淪為「斯文掃地節」，此日送禮行賄的學生及家長魚貫而來，而教師視其貧富而親疏有別，學生之平等觀念從小就被連根拔掉，以致道德墮落「從娃娃做起」，班幹部向同學索賄，高年級生向低年級生敲詐，金錢、欲望和權力成了師生一體認同的人生坐標。
教育危機歸根到柢就是極權癌症的一種病變。前人把莘莘學子喻為桃李，另有一個出自《史記》的典故，「桃李無言，下自成蹊」，意即桃樹李樹不會開口說話，但花果飄香，樹下自會被踩出一條路來。而大陸這一個甲子，豈止桃李無言，連樹下都被思想專制的壓路機輾壓出一條社會主義大道。國民黨獨裁時期還能放下一張安靜的書桌，而共產黨卻把教育這天下公器變為「政教合一」的黨器，如此校園怎能栽培出滿門桃李？
民國時期首任北大校長蔡元培論北大精神：「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相容並包主義。」次任校長蔣夢麟論曰：「本校裏面，各種思想能自由發展，不受一種統一思想所壓迫，故各種思想雖平時互相歧異，到了有某種思想受外部壓迫時，就共同來禦外侮。」
其實此種教育精神亦係當年在野的共產黨所力倡，一九四六年二月六日的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社論疾呼：「保障學術自由，不以宗教信仰、政治思想干涉學校行政」；「廢除黨化教育、保障教學自由」；「學校行政受外力干涉，教學內容受黨化思想的範圍都是最有害的事」；「教授治校制極值得讚美，教育行政機關只能處於輔助地位，黨部團部更無權干涉」；「大中學校校長成為委任的官員，是極壞的制度，尤其是大學校長更應是極榮譽的職位，只有教授與學生的公意才能決定其去留」；「教科書的統制應該取消，讓學者根據民主與科學的精神而自由地編撰……學校內教師講學、學生討論的自由應該做到充分的保障」。
只要履行共產黨當年的主張，以中國人的聰明和刻苦，教育界當會桃李芬芳，萬紫千紅，「傑出人才」的湧現，便是想擋都擋不住！
孔捷生
逢周一、四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