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發到斯德哥爾摩採訪今屆諾貝爾頒獎禮前，有中大畢業的朋友說：「那你可以跟老校長見面了。」那時心想，高錕得了老人癡呆症，又過了這麼多年，一定變了很多。今次在瑞典重遇，一星期下來，發現他除頭髮白了，說話有點困難，記憶有些失落，老校長其實沒甚麼改變；改變得更多的，可能是我們這些人，和我們身處的世界。
總是帶着微笑
稱呼高錕做校長，但每年畢業生成千上萬，莫說他現在患病，就算當年，他也不會認得每個學生。但每次碰到記者來訪，他的面上總帶着當年那個謙和的笑容，很禮貌的跟我們揮手打招呼。他的家人說，有時面對記者的鏡頭和錄音機，高錕其實感覺不自在，因為他無法完全用語言表達心中所想。好幾次，他因此顯得有點焦急，有點尷尬，但還是盡量配合記者完成工作。
鏡頭下高錕有時像個大孩子，但其實他清楚身邊發生的一切。記者訪問高錕和他夫人黃美芸時，問他們會否擔心高錕病情惡化，有天認不出最親近的妻子，很多時只是默默在旁看着妻子回應記者問題的高錕，這時立即很緊張的用英文說「不應該」，黃美芸解釋丈夫的意思是不希望會那樣，但記者後來回想，高錕會不會是想說：「你不應該這樣問，美芸聽了會不開心。」
當年的中大學生，都說高校長總是帶着微笑，包容學生的異見和反叛。一名同學說，那時高錕在校長室跟學生會、學生報代表茶敍；學生嘛，多是理想主義加點浪漫幼稚，在校長面前侃侃而談，發表對時政、校政的批評和意見，高錕總是認真聆聽，不會以校長之尊，以家長口脗訓示同學。高太記得，高校長總說學生就應該是那樣。
崇尚自由開放
這幾天，聽了高太和很多人談高錕，談他的研究，談他的為人，也在記者會和講座上接觸到其他諾貝爾得獎人的想法。我發現傑出的科學家都有一個共通點，他們都是崇尚自由開放的人，因為他們知道，只有在自由開放、容納多元、接受異見的環境下，讓他們可以無限想像，讓他們可以自由探索，科學才能真正發展。所以我想，高錕做研究和做校長的態度，其實是一脈相承。
諾貝爾博物館展出四百年前的伽利略望遠鏡，吸引了高錕的目光。我們當然記得，伽利略怎樣捍衞他的「異端邪說」、怎樣堅持追求真理的自由。要科教興國、要發展幾大產業幾大支柱，這些更值得我們思考。
記者陳沛敏斯德哥爾摩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