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裔朋友走遍亞洲採集慰安婦的故事，在中國、韓國、台灣、甚至紐西蘭，還有這些倖存的身體，苟活着，不說一話。走出來索償的，已是最勇敢的一群，她們展示傷口，嘗試用一種可茲交換的物質條件，來換回（或買回）失落的尊嚴，這是最渺茫的一種光。
她們絮絮不休說着一樣的故事，而歷史早已把她們遺忘，她們的不斷述說在某些人聽來顯得重複而繁瑣，因為除此以外，她們別無故事可說。
生命的時鐘，在那時已經停止。帶着廢墟一樣的身體，獨自在世上活着，或已跟死去沒有分別。所有關於女子的希望與愛、溫柔與擁抱，已經再無可能在生命裏出現。有些人還試着結婚，卻也無法再生育。現代女子難以想像，沒有選擇的生活。
這樣的生命有甚麼意義呢？像柴九黎耀祥接受訪問時說過，這是毫無意義的。唯活着只因不能死去。
電影《腦作大業》的沮喪編劇活到最末，才忽然明白配角也有自己的故事，也有他們自己的生命，只有嘗試走進別人的人生，才可以理解。一個掃地阿嬸記得的最美好下午，是跟媽媽在草地上野餐的一個下午。陽光如畫，笑容甜蜜。
每一個垂垂老矣的慰安婦，都記得曾經是少女的自己。某人想起早已仙遊的母親，細細地為她掃抹一頭黑髮，編成辮子。多好的年華。
於是韓裔朋友還是努力要讓這些聲音被聽見，這些事情一點也不敏感，只要坦蕩蕩呈現，像拯救地球氣候一樣，也是可以面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