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聞我收拾行李飛東京，所有朋友的反應不約而同：不論鼻樑兩旁長的是杏眼、鳳眼還是白鴿眼，聞聲都向上一反，面部肌肉搭身體語言，奮力將「又去？」發送。起初我還會喊寃枉大老爺，就像世界上真的有包青天，後來頻密到一個程度，免得大家浪費珍貴的表情，報告過行程馬上附加一句：「唔好以為個個都係黃偉文，我十七年冇去過啊吓。」
沒騙你，整整十七年。對上一次尚且是應酬式的，為怕首次遠征亞洲的初哥嫌東方之珠悶，才打腫臉皮充嚮導，陪同降落成田空港。別誤會，在新宿涉谷從來沒有不良經驗，也不耿耿懷恨日本仔侵華，就是不知道為什麼，幾乎可以寫本紀實版《十八春》的悠長歲月，呢度去嗰度去，偏偏沒有踏足這個大都會。再拖，霎眼就拖到2020了，那時夏里遜福可以科幻保鮮，我的肉身耄耋起來可不講情面，雖然據說日本男同志之中有聲勢浩大的「哈老族」，坐七望八的伯伯仍然有市有價，然而揸住碌拐杖才能落樓食早餐的身世，就算本木雅弘殷勤說hello，都沒有胃口消受呀。
唉，真是三句不離本行，明明講旅行，怎麼現出性的尾巴來了？怪不得說基佬無恥，腦海裏淫念無時無刻不載浮載沉，一窮二白色心依然蠢蠢欲動。不過在我心目中，東京向來與性掛鈎倒是不爭的事實，它不但八十年代被港基視為大解放的後花園，蜂擁光顧那家叫大番的澡堂，翻雲覆雨樂不思蜀；我還記得小時候爸爸出trip談生意，帶回家的紀念品包括一款有味原子筆，筆身上是個日本妹，一傾側變得赤條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