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天為文，落花流水，見報後鮮有剪存，世事如過眼雲煙。他曾酒後對我說過，他的所謂雜文，是給「報屁股」寫的，只要不脫稿，就盡了本份。對於詩作，態度卻出奇的認真。他這個「寫詩的人」詩作不多，結成集子的如《岣嶁山論辯》、《石頭的研究》和《戴天詩選》，也許因是外地出版，極少見於香港坊間。關夢南和葉輝兩位知音，把詩人歷年散落的詩作輯成《骨的呻吟：戴天詩集》，在香港出版，確是難能可貴。
詩是《骨的呻吟》本體，除此外還有附錄多篇。1985年八月二十二日，也斯、古蒼梧、黃繼持和杜漸四人在半島訪問了戴天，由杜漸整理出來，詩人酒逢知己，說話痛快淋漓，是極珍貴的參考資料。相熟的朋友都知道戴天生來就是一副contrarian脾氣，一個慣性的異見份子。他對自己也不放過。他為什麼「羞於」承認自己是詩人呢？因為台灣有些人整天把「我是詩人、我是詩人」掛在嘴上。他雅不願跟這些「嘴臉」混為一談。因此他只是個「寫詩的人」。凡在公開場合談到自己的詩作，戴天總把自己一分為二，敵我對立，敵是我，我是敵。且聽他自己解釋：
前些日子我在港大自我批評，自我解剖，我對自己的詩作了批判，我沒講這些詩是我寫的，我批一首，蔡炎培就說那一首好，我把每一首的毛病挑出來講某些觀念，把篇名都剪掉，故此別人不知道是我的，後來我因為罵得太犀利，有些老先生聽了很不服氣，說我「你為什麼自以為了不起，不停地罵人？」其實我是在罵自己，這不是個好辦法嗎？
戴天勇於責己，其實也是一種「策略」，他恭維別人的時間不多。你不能怪他自視太高，因為他對自己更不客氣。他求的，是事情的本相吧。因此我們相信他在港大對自己詩作的自我批判，不是譁眾取寵，而是真的認為自己的作品還未達到應有的標準。對事他求本相，對人他求本性。他欣賞周夢蝶「冷凝」的詩風，更佩服他為人的本性：「就是這樣一個有自我的人，才能夠穿陳舊的中山裝，長統的大水靴，昂昂然跑去參加美國駐華大使館的酒會。」
周夢蝶安貧樂道。寧擺舊書攤子過着餐粥不繼的生活，也不願當上班族。〈十三月〉詩有云：「悲哀在前路，正向我招手含笑；任一步一個悲哀鑄成我底前路，我仍須出發！」戴天顯然很欣賞這位「武昌街詩人」的個性和詩作。思古之幽情在他「擬古」與「訪古」的組詩連綿不絕。且錄〈泰山〉兩句：「先世挺拔刺天的情懷/懸泉般墜入心坎的悲戚。」攀山無力，積聚在心中化為缺憾化為tension化為anxiety。〈石頭記〉中的「我」心中突然長了一塊石頭。瞳孔裏不見泰山、血管裏沒有長江黃河的石頭，卻不斷生長，終遇一小孩走來，「吐一口痰/在我臉上/並且說：『我從沒見過/這麼醜的石像。』」
戴天的家世，我們所知不多，但從〈追悼一個時代─紀念父親〉一詩的語言看來，民國年間的戴老先生準是個風流人物：「在大地上支起了/沸騰的脊梁/八年的英勇/接上了二千年華夏/激揚的脈搏/一個人就是一個琴鍵。」戴老先生的兒子飲食於英國殖民地時期的香港，一天跟友人在尖沙咀碼頭等候渡輪過海。下班時間，閘口前大排長龍，詩人突有感觸，告訴友人希天：「我又找到一個可以刻劃香港人的題材了。我覺得我們真像是『蛇』─那麼自私、貪婪、狡猾、殘忍！」這些感觸，日後在長詩〈蛇〉中來復顯現。詩中的「我」因為只像勞作課的剪紙只有人形沒有面目而覺得羞恥。因為沒有「在黑暗中/搾出一點點/白晝的/本事」而覺得羞恥。
戴天私慕「挺拔刺天的情懷」，每天面對的卻是〈蛇〉樣的現實。這兩個雲泥之別的境界所造成的tensionandanxiety是戴天詩作的原動力。〈蛇〉和〈石頭記〉這類作品，是世俗的「告解」，有助舒緩詩人心中「敵我」矛盾的壓力。（代郵：本欄年來文字已結集為《方留戀處》，天地圖書出版，敬覆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