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圍牆是在二十年前的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被推倒的。「DieMaueristWeck,」人們不停地叫喊着，在勃蘭登堡門前的攝像機前揮舞着拳頭。「牆沒有了！」
毋庸置疑，這是二十世紀最具有標誌性的事件之一。可以看做是冷戰以來具有圖騰標誌性的勝利。然而，當時的我作為《新聞週刊》的記者在現場，那時的情形確實是偶然。
一件小事改變歷史
十一月九日傍晚，東德當時的領導人，上任還沒幾周的改革派克倫茨正沉浸在難得的欣喜之中，共產黨的發言人君特．沙博夫斯恰巧路過。「有甚麼要對外發佈的麼？」沙博夫斯隨口問道。克倫茨停頓了一下，給了他一張新聞稿。這是幾個小時之前強行在議會通過的一項重大改革方案，這也是國人們幾周以來一直在街頭要求的權利：自由旅行的權利。克倫茨原本是想在第二天，也就是十一月十日才給他的。
小事往往改變歷史。沙博夫斯隨即離開，並對外宣佈了新聞稿的內容。「甚麼時候能生效呢？」記者問道。沙博夫斯由於沒有注意這個重要的時間點，隨口說道「sofort,」就是「立即」的意思。轉瞬之間，局面發生了逆轉。欣喜若狂的東德人立刻滙成了人海，大家紛紛向邊境湧去。守衞國境的士兵們由於沒有得到指示，顯得有點不知所措，他們還是打開了大門，歷史就此而改變。
意外事件一直在改變人類的進程。即便這樣，我們也可以問問。如果沙博夫斯當時沒有搞錯時間呢？可以想像，第二天，克倫茨的旅行法將會按照德國式的秩序且有效率的方式執行。
嚴格來說，柏林圍牆不是被推倒的。大門是被打開，而不是被打破缺口而形成的。如果沒有在那天晚上戲劇性的場面出現，沒有這樣的示範效應，一周之後，天鵝絨式的革命會在布拉格出現麼？一個月之後，羅馬尼亞人是否有勇氣起來反對壽西斯古呢？東歐的多米諾效應可能會不一樣地發生。也許一些國的政權不會被推翻。
整整一個寒冷的晚上，我和幾千名西德民眾站在泥濘的無人區──這裏曾經叫波茨坦廣場的地方。一名東德建築工人試圖在拆除柏林圍牆，這真是一項艱苦的工作。一個巨大的挖掘機吃力地舉起十二英尺高的水泥板，猛烈地收回它的手臂，就像恐龍正在撕咬着獵物。
電視鏡頭聚焦在破落的牆面上，上面畫滿了塗鴉。牆上最為醒目的是一個單詞：Freiheit（自由）。
無數人作出的選擇
這個單詞，這個大塊的牆壁和這個晚上是多麼的特別啊。這一刻使我幾乎相信了命運的存在，這是一個充滿幽靈的土地。
我們常常認為歷史是不可避免的，重大事件有着必然歸宿。但一九八九年的現實是：「任何問題，任何時間，我們都可能改變事情的發展進程。」
為甚麼這樣，而不是那樣？答案就在無數的個人在歷史關鍵時刻的選擇。人類的一些小差錯，例如像沙博夫斯這樣的「小失誤」，雖然小得可以接受，但意義非常重大，在他們中間，是勇敢的抗議者走向街頭，大聲疾呼，這也是他們的選擇。或者說，正如一個示威者告訴我的，為的是我們再不用對下一代人這麼說，「我們只是坐着等待」。
那些二十年前在柏林圍牆上舞蹈的人們，他們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MichaelMeyer
1989年《新聞週刊》德國東歐部主管
ProjectSyndicate,2009.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