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為犯了知少少扮代表的毛病，我這種假嬉皮士是《胡士托風波》最壞的觀眾，註定不會有好結果。對巨型演唱會鼻祖聞所未聞的小朋友，不必顧慮時代包袱的重量，放鬆身心任李安舞，相信比較容易入戲；而曾經置身現場的過來人，迷幻的藥氣四十年後應該多多少少還殘留良性副作用，微笑拈不拈花都帶點觀音大士的慈悲，不會與自認事發時人在台灣過着純品生活的導演計較─或者更實際的，除卻巫山不是雲，乾脆眼不見為淨，拒絕進戲院開回憶的玩笑。
美國主流雜誌的報導之外，我最早的胡士托印象來自鍾妮梅藻的同名歌曲：「我們是星塵，我們是黃金，我們要把我們自己帶回到樂園……」後來證實，把浪漫氛圍唱進軟耳朵的「代言人」根本不曾參與其盛，事後的孔明既冇份上台獻心聲，也不曾擠在台下受風吹雨打─李安在為影片造勢的訪問，說過類似「有距離才能看得真切」的話，放下一向的謙卑為尷尬的局外人身份辯白，我覺得用來形容峽谷女士的成績更加妥貼。
對自由風氣的嚮往，則拜另一首當年日夜轟炸無線電的流行曲所賜：「如果你去三藩市，記得在頭髮插幾朵花……」六九年胡士托音樂會將嬉皮風提升到白熱化，商業味很被真正反建制的草根族嫌棄，他們念念不忘的，是六八年三藩市那個愛的夏季。史葛麥肯斯似乎只唱紅過這首歌，多年後再聽，完全無動於衷，反而老土的《（我把心遺留）在三藩市》教我掉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