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殘虐的暴政,人們不能失憶。當下月9日就是柏林圍牆倒下20周年,人們逐漸淡忘可怕的東歐鐵幕暴政時,瑞典皇家科學院昨日(周四)宣佈,德國女作家米勒(HertaMueller)用詩歌、散文、小說揭露共黨極權黑暗面,為飽受迫害者和流亡人士發聲,因此摘下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
評審委員會讚揚,米勒的作品「兼具詩歌的凝練和散文的直率,刻劃出一無所有的流放者的境況」。她是歷來第12位戴上諾貝爾桂冠的女作家,是第12位得文學獎的德國人,又是自1996年以來首次獲獎的詩人。她可獲得1,000萬瑞典克朗(1,107萬港元)獎金。
自小已受盡歧視壓迫
能刻劃出流放者的悲慘境況,因為米勒本身也是流放者。56歲的她,本是德裔,卻出生於羅馬尼亞,屬少數族裔。父親二戰時曾當納粹黨衞軍中尉的背景,更使她自小受盡歧視和壓迫,她母親更一度遭共黨政府送到蘇聯勞改五年。她第一份工作是繙譯,但她拒絕為獨裁者壽西斯古(NicolaeCeausescu)的秘密警察工作,遭到解僱。
秘密警察迫害下,她改投文壇,1982年首度推出短篇小說《低地》,寫出在鐵幕下的成長經歷,結果遭當局查封,要偷運手稿到西德出版。之後,她又在羅馬尼亞發表了小說《暴虐的探戈》,批判壽西斯古獨裁統治的暴虐,屢遭秘密警察迫害,她1987年與小說家丈夫一起移居西德,現在柏林居住。
在自由西德,米勒繼續寫作,勾勒極權統治下的貪污和對人的打壓迫害。諾貝爾評審委員會新任常務總幹事英格倫就讚揚,她的寫作技巧極之精練,「短短的文句蘊含豐富的意象」,寫出「獨裁統治下的生活」。
米勒的出版商HanserVerlag主管克呂格爾認為,評審委員會「把文學獎頒給米勒,是認同這位作家拒絕讓共產政權下不人道生活遭遺忘的立場。」
米勒對共黨極權下的痛苦經歷記憶猶新,兩年前曾發表文章,譴責羅馬尼亞人彷彿患上「集體失憶」,忘記了被欺壓的歷史,「假裝(那段歷史)消失在空氣中」,更狠批壽西斯古是「把持着水龍頭的暴發戶」。
她得獎後開記者會說自己其實是所有獨裁政權的目擊者:「你可將納粹政權、集中營、軍事獨裁和在一些伊斯蘭國家的宗教獨裁算在內。很多人都遭他們迫害,許多生命中都毀掉。」
符合評審「政治模式」
今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誰,不乏爭議。外界一直批評文學獎過份以歐洲為中心,所以有傳今年獎項會落入美國作家手上。也有指西班牙語系作家久未獲獎,獎項會由他們奪得。另有人說,今年是詩人榮獲桂冠的時候。傳言四起,寫詩寫散文寫小說的米勒是一個熱門人選,當然又是一個來自歐洲的諾貝爾獎得主。
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教授DavidParker,讚揚她是「非常出色的作家」,她戴上諾貝爾的文學桂冠實至名歸,而且用筆桿子揭露東歐鐵幕暴政的大多是男作家,米勒以女性角度寫出受壓迫的經歷,彌足珍貴。DavidParker又指,米勒獲獎符合諾貝爾評審委員的「政治模式」,得主大多流亡海外,共通點是批評欺壓人權或打擊異己的政府。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Merkel)也讚揚米勒的作品,顯現出抗暴政府的無比勇氣,「我們對她能在德國找到新家園高興」。
法新社/美聯社/本報記者
赫爾察.米勒部份作品
《ThePassport》(1989年)
在壽西斯古極權統治下,羅馬尼亞一條村莊裏的德裔Windisch,一直渴望投奔西方,享受自由生活,但出國必須取得通行證,村內同胞人數眾多,Windisch一家惟有忍耐等待,但苦等始終不是辦法,女兒Amalie將自己奉獻給祭司和民兵,一家人才取得通行證,遠走德國,充份表現人們在極權統治下,夢想、迷信與人性的掙扎。
《TheLandofGreenPlums》(1996年)
作者透過童年片段,將五名羅馬尼亞年輕學生、老師和工程師的經歷穿插在內,這五個人為了反抗壽西斯古極權統治,寫詩作文針砭時弊,結果被當局追捕,有人上吊身亡,有人墮樓死亡,但自殺與謀殺間無法區別,死亡本身並不會透露死亡的過程,但繩子和窗子則說明了一切,活着的人無法談論,也無法沉默。作者以「我們口裏的話語,就像踩在草叢裏的腳一樣,會蹂躪很多東西」,將獨裁統治下人活在惶恐焦慮的心態展現人前。
《TravelingonOneLeg》(1998年)
小說35歲的女主角艾琳,1980年代由羅馬尼亞流亡到西德柏林,逃避政治迫害。人在異鄉,她先後跟三名男人發生戀情,一個是小她10歲的學生,一個是社會學家,一個是雙性戀男子,但她思考最多的,是自己的感受。等候入籍西德期間,面對政府對待政治難民的官僚作風、西柏林街頭生活的觀察,極度思鄉的她,墮入一個迷惘和絕望的深淵,領悟所有人都基於某種原因,孤單一個。但她有信心,最終熬得過。
《TheAppointment》(2001年)
寫二戰後共產鐵腕統治下的羅馬尼亞,女主角是年輕製衣廠工人,被發現在送往意大利的男士西裝內,偷偷車上「娶我」字句,並附有她的姓名和地址,以逃避政府的壓迫。她又被指在工作間賣淫,失去工作,常遭秘密警察阿爾布少校傳召查問。一次,在乘電車前往接受查問途中,她想起很多不快事,在極權的環境下,酗酒、暴力、貪污、出賣身邊人等,似乎是家常便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