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於公開場合發言時指日前有中七學生在報章撰文批評校本驗毒計劃剝奪中學生自主權，是「用破壞性思維去諗社會的改變」，並以「說三道四」一詞批評反對者。此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在中文大學發表演說，強調要包容，卻又說世界上總會有個別喜歡加油加醋、添煩添亂的好事之徒，致使領袖要承擔苦果。毫無疑問，這是官員的心聲。
殖民時期的香港，英國官員雖然毋須向市民問責，不過他們也明白純粹使用高壓手段只會激起市民的反抗。那時候，他們可不會認為那些控訴貪污、樓宇問題的市民為「說三道四」，反而會承認自己的不是。一九七二年，麥理浩在立法局講話中，談及房屋問題，認為香港低下層的惡劣住屋環境「侮辱了我們的人性、公民自尊與政治良知」，也是「官民間衝突與不愉快恒常和主要的根源」，於是推行公屋計劃。當貪污成為了日常生活一部份的時候，又是這群殖民官推行反貪政策，解決這種風氣所帶來的禍害。有些人當然會說這是他們鞏固統治的伎倆，但請不要忘記，要不是這班毋須向市民負責的外國人披荊斬棘，那所謂的東方之珠、國際都市以及中產夢會存在嗎？
要是覺得這些例子崇洋媚外的話，不如看看我們的父祖輩如何說吧。毛澤東說，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原中國共產黨機關報《新華日報》說，統制思想，以求安於一尊；箝制言論，以使莫敢予毒，這是中國過去專制時代的愚民政策，這是歐洲中古黑暗時代的現象，這是法西斯主義的辦法，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這些言論，可以在一本叫《歷史的先聲》的書裏找到。那些言論以及所要求的東西，恐怕會驚嚇諸多錦衣玉食的高官，亦足以令這些聲稱向市民問責的官員汗顏。
不過這些都是舊日香港以至中國的思維，早已不合時宜。今日本港的行政首長以及官員，在政策失敗的時候，會說政策不存在。當貧富懸殊成為社會問題的時候，會說因為高收入人士增加，所以拉大差距，和低收入人士（貧戶）無關。人民對「高度自治」以及民主繁榮的期待，不過如當年中國人對新中國的期望一樣，成為過眼雲煙。唯一的真實，只有官員們對市民說三道四的指摘以及官民的敵我意識。
孫進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