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初，總理周恩來即提出「長期打算，充份利用」八字方針處理香港問題，中共更早於1947年便在港設立駐港機構新華社香港分社，證明對香港的高度重視。
60年來，新華社香港分社（2000年起改稱中聯辦）的聯繫職責沒有改變，治港手段卻由「揸大放小」走向「積極干預」。治港政策鬆緊與歷任九位社長與主任性格差別無關，變的是中央治港心態，正如資深左派中人鄭耀棠所指，回歸後中央重奪特區話事權，「中央應該要管嘅都要管。」
記者：許偉賢 莫劍弦
成立於1947年5月的新華社香港分社，首任社長是曾任周恩來秘書的喬冠華。雖然是中國官方駐港機構，但周恩來表明不急於收回香港，因此在喬冠華及其後兩任社長黃作梅及王匡治下，新華社作風低調，罕有參與港務。
許家屯較靈活 曾叫司徒華組黨
八十年代中英談判展開，肩負談判重任的新華社積極聯繫各界，但未對香港事務指手劃腳。適逢中國走向開放改革，83年來港任社長的許家屯也緊跟中央指示，以較開明態度處事。前基本法草委、支聯會主席司徒華接受訪問時便指許家屯「比較靈活」，更曾一度叫他與李柱銘組黨，作風顯然與以往的社長不同。
百萬港人89年上街聲援學運人士，一下子扭轉了北京向來較寬鬆的治港政策，當時任《文匯報》記者的時事評論員劉銳紹稱：「中央好擔心香港成為反共前哨基地；六四後治港政策收緊咗好多。」
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中央90年派出外交官出身的周南來港接任新華社社長，凸顯香港不容「被搞亂」的重大意義，政制發展更不能撒手不管，由此開始了回歸前長達七年的中英爭拗，民主派與中方陣營僵持不下，劉銳紹直指「當時中英鬥爭嘅意識，已經掩蓋咗北京原本對港政策嘅全面性。」
周南手段鐵腕 姜恩柱「揸大放小」
中英爭拗在97年7月1日落幕，中國收回香港治權，本可理所當然地在港推行高壓政策，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鐵腕政策的周南功成身退後，換上予人感覺較為「和稀泥」的姜恩柱，緊守「揸大放小」原則，不常評論港務。
劉銳紹分析，中央不想一收回主權便予人事事管的感覺，以免激起市民反彈，因此回歸初年繼續積極不干預，「插手情況相對上較少」；鄭耀棠更指特區回歸初年，中央基本上完全放手，連一些應該管理的東西都沒有理會，喪失了主權應有的「話語權」。
不過，這種相對少干預的情況，隨着03年7月1日50萬人上街而畫上句號。2000年易名為中聯辦的新華社，03年後被指小至立法會事務委員會主席選舉，大至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都事事干預。曾任基本法起草委員的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就說過：「新華社不管的，中聯辦都要管」；中央欲在港建立第二個權力核心的野心，更在近期透過不少文章表露無遺。
建立權力核心 暫非中央政策
司徒華便以「加火」形容中央近年對港政策，「好似溫水煮蛙咁，個火煮得好猛，其實佢哋本來嘅目的都係咁。」但劉銳紹認為有關建立第二個權力核心的言論，暫時來說非中央政策，但無可否認凸顯中國官場相當普遍的思維，「佢哋從香港幾年來施政磨擦睇到，香港欠缺一個能夠領會中央精神嘅班子。」
特區未來的緊箍罩是否繼續收緊？鄭耀棠拋下這一句：「中央應該要管嘅都要管；唔應該管嘅，中央都唔會想管」，但他強調，中央加強管治並非干預。似乎也預示了特區的前路。
歷任新華社社長及中聯辦主任
1947年5月－1949年
喬冠華
‧抗戰期間任周恩來政治秘書，官至外交部部長
‧文革時在四人幫組閣名單上而受中央專組審查，其後被免職
1949年－1955年
黃作梅
‧生於上水，高中畢業於皇仁書院，其後加入共產黨
‧55年在任時乘坐的飛機被國民黨特務炸毀，終年39歲
1958年－1977年12月
梁威林
‧畢業於日本大學政治經濟專科，曾在上海參加抗日救亡工作
‧任內經歷六七暴動，是在任年期最長的新華社社長
1978年－1983年
王匡
‧46年曾任周恩來秘書，及後創辦《羊城晚報》
‧履新時正值中共改革開放及中英討論香港回歸，積極參與其中
1983年－1990年1月
許家屯
‧曾任多市市委書記
‧六四時默許左派辦悼念活動，90年出走美國並被革除黨籍，但其後有指他因感情事而出走
1990年1月－1997年7月
周南
‧歷任駐聯合國代表團高位以及外交學院院長
‧高度參與《基本法》起草及特區政權移交工作，曾以「雙手合十」拒絕與前港督彭定康握手
1997年7月－2002年8月
姜恩柱
‧外交官出身，曾任外交部部長助理
‧任內曾被劉慧卿控告違反私隱條例，最終獲判勝訴
2002年8月－2009年5月
高祀仁
‧99年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熟悉港務
‧03年7.1大遊行錯估形勢，其後一改高調論政作風
2009年5月起
彭清華
‧03年7.1後臨危受命，獲派來港任副主任
‧52歲便接任，成為最年輕中聯辦主任
註：新華社2000年易名為中聯辦
資料來源：中聯辦網頁、《蘋果》資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