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對於新一代來說，這是離鄉別井的年代。香港人不能再把自己困在圍城內，不能再以為生於斯長於斯死於斯是必然的路徑。
這時代的人口流動比任何時代都要快速而自由，國際化是基本修行。
呂大樂寫「香港四代人」，說最慘的其實是第三代，即是70後（三十至四十歲的一批），因為他們既沒有上一代的優勢，又沒有下一代的靈活性，卡在中間不上不下不進不退，最是「濕滯」。第四代有機會出頭，但要記着不能跟隨第二代的一套，即是曹仁超之輩成功的方法已不管用，他們要另創自己的遊戲規則。
我想，第四代要走出生天，首先要把自己放進中國的框架裏思考，尋找自己的機會，趁早累積國際與中國經驗。香港變成了中國圍城，「一國兩制」像是一個金剛咒，雖然是保障了香港的基本法治與制度基礎，但中國的超速發展產生了意料之外的效果，就是香港因無法融入中國發展步調而自困，還不用等五十年，十年已經看到矛盾。這是可悲又可敬的政治標本現象，香港人適逢其會，只能認命。
所以下一代要走出去，到北京到上海到成都到哪裏都好，年輕是本錢，錯了還有機會翻身。那麼香港怎麼辦呢？自然會有他城的年輕人來這裏找機會，北京和上海精英仍然需要來這裏體會文明的效率與法治的重要，這種經驗的互換，是必然的趨勢，只有這樣才能打破圍城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