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六四屠城，令香港人認清中共的殘暴。這一場血腥鎮壓，對當時正值青壯年的一代香港人影響尤其深遠。他們當中，有的人曾對回歸抱有理想，不少人曾對改革懷有希望。但槍聲一響，一切頃刻粉碎。
六四當晚一直留守天安門廣場直至清場的中大畢業生黎洪，曾經狂熱愛國，平安回港後驟然醒覺，不再盲目擁護共產黨。曾上京聲援學運的陶君行自言曾是學聯中的「左仔」，六四後變成主張結束一黨專政、要求平反六四的支聯會常委，從此踏上從政之路。
記者：張文傑
在中文大學讀書時是國是學會成員的黎洪自言，八九前他有點「盲目」愛國，每年與志同道合的同學隨交流團往大陸；那時他以為，八十年代內地經濟上的改革開放，會慢慢伸延到政治方面。八九學運爆發後，他參加完數學系的畢業試就立即赴京，以港人捐款購買油印機及揚聲器等物資，支援學運，「其實預咗會鎮壓，諗住最多俾人抬走，冇諗過咁血腥。」
「原來咁殘暴」
不再盲目擁共產黨
89年6月3日晚，天越黑，槍聲越頻密，無任何通訊工具下，黎洪不清楚廣場外實際傷亡數字，只感到槍聲漸近，不斷有板車載着中槍的傷者經過。「手、腳、身體中槍，成身血，不遠處仲見到流彈飛過。」他跟幾千學生留守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凌晨5時，紀念碑已被進入天安門廣場的軍隊包圍。當時他聽說，劉曉波等「四君子」與軍方談判後，軍隊同意放最後留守廣場的學生一條生路，「柴玲叫大家走，有人唔肯，十幾個迷彩服士兵走近，向紀念碑上方，即係我頭頂幾呎開槍，逼我哋撤走。」
六四屠城後，黎洪跟很多本來愛國的年輕人一樣，對中共徹底失望，認清政權的真面目，「原來可以咁殘暴，我唔再盲目擁護共產黨。」劫後餘生，至今黎洪憶述舊事仍然激動，「好憤怒，覺得（中共）好黐線。」
回港後他回歸平淡，92年到香港華仁書院任職數學教師至今，近年擔任公民教育主任的他，心中那團火仍未熄滅。「20年，始終有啲嘢放唔低，聽Beyond《抗戰二十年》諗番好多，好觸動我。」近期再與經歷六四的朋友聯絡，更想積極將這段歷史告訴學生。「（六四）始終佔我生命中好重要位置，不可磨滅，始終有個結，不可以原諒（中共）。」他深信，當李鵬等人離世，六四一定可以平反。
「一日六四未平反，國慶都只係國殤。」陶君行八九時是香港學聯秘書長，當年學聯相當「親中」，每有新委員上任新華社都會派人祝賀，「我哋反對殖民地統治，主張民族回歸、民主建港，屬於國粹派。」那時火紅年代已是過去式，學聯的路線是「放關建爭」──放眼世界、關心祖國、建設民主香港、爭取同學回應。
價值觀改變
棄商從政爭取民主
陶君行當時已認為，香港要有民主，必先爭取中國民主。89年4月他北上了解學運情況，與幾名學生代表抵京後，與吾爾開希等學生領袖會面，《人民日報》「4.26社論」後陶君行回港做後援工作，那趟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上京。
六四令學聯與中央決裂，學聯提出與中方「不承認、不接觸、不妥協」的「三不政策」。新華社批評陶君行太激進，更指他本質是反共。陶君行醒覺中共獨裁，也根本無法實現社會主義的均富，更擔心97年不是他心目中的民主回歸。為爭取中國及香港民主，他畢業後在商界打了一年工，便放棄月薪12,000元的工作，91年參選區議員。
陶君行坦言，六四改變了他的價值觀，「人哋（內地民運人士）條命都冇咗，我又點呢？放棄做商界，賺少啲錢，算得係咩。」他說，若沒有六四，他八成不會從政。當時的學聯成員至今仍從政的，還有張賢登及蔡耀昌，都是泛民一員，其他成員不再涉獵政治，但陶君行堅信，六四在他們這代年屆四十的人心目中，不可磨滅。
那一年，香港百萬人上街，民主歌聲獻中華、支聯會成立並以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為終極任務，加上拯救民運人士的黃雀行動，香港被中共定性為反共基地，以致後來對《基本法》的制訂變得強硬，更在23條重新加入顛覆國家罪，對回歸後的香港影響深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