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碼在巴黎，現在我們終於知道六十年代反戰民歌《花都到哪兒去了？》的正確答案，它們不是每一朵皆被年輕女孩摘下，或者覆蓋着埋葬士兵的墳場，而是裝飾李安《胡士托風波》的海報去了。這樣應景的聯想，可惜「曲高和寡」，只能一個人站在拉丁區街頭騎騎騎──類似的獨食難肥戲謔，於我是家常便飯，最記得有一個熱辣辣的下午，參觀里斯本市中心一間忘了名字的博物館，迎面只見聖畫裏天父的兒子站在肥大的黑鍋之中受刑，鍋底烘烘烈火燒得熾盛，小時候唸天主教學堂的叛徒不禁一怔：咦，這可不是名副其實「煮耶穌」麼？笑到人仰馬翻，差一點被當更的警衞直接送去瘋人院。
網上看到《胡士托風波》的香港海報，胎脫原裝設計，但主打畫面切成眼淚形，墊背景的黃底左右兩角雕上仿明傢俱常見的圖案，不避生疏呼應印在下方的三級標記，真教人為片主揑冷汗。排在國慶日上畫，前有唔講得笑的《建國大業》，後有紮定馬準備衝鋒的新版《我要高飛》，單單賣「金像導演精心炮製首部劃時代輕喜劇」，怎敵真人血肉搭構的活動蠟像館和超男超女雲集的舞林寺？而且海報醜聞的鋒頭，又一早被《波兒出城》搶盡──雖然我成世是忠誠的地下黨員，聽聞港九地鐵保守到連一張開大雅玩笑的招貼也要封殺，恨不得募集義士發起杯葛。搞硬美國佬那條熱褲已經加長，仍然不獲准與聽到嘟嘟聲的市民接觸，要是他們得見花都貼通街的全裸版本，豈不是會吐血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