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十月一日還有值得慶祝的餘地，陳友道會慶幸當年身為「黑五類」卻獲得從輕發落，勞動教養短短四年便摘下帽子，沒有飯吃還有番薯葉，不能與妻兒同住還可以每星期見面一次。比起死的、傷的、瘋了的「右派分子」，他自覺很好運，真的很好運。
記者：蔡元貴
陳友道現年79歲，1958年被打成右派。當時縣委書記號召數千名小學校長與教師開會，說是幫助黨整風：「其實小學教師對上級政策知道好少，我哋冇講到乜嘢意見，何況我對毛主席好崇拜、好尊敬。」最後身為小學校長的陳友道只說了一句批評上級的話，認為教育局長「不出門能知天下事」的官僚作風應該改變，就是這句話，改變了他的一生。
說上級不是
「輕輕一句變右派」
「嗰位教育局長當時已經下台，我輕輕批評一句，都被視為反黨、反社會主義。佢哋話局長代表黨，你反對佢就係反對黨，我無話可說，就咁變成右派，好好笑。」參加整風會議的教師，其後有數十人被打成右派：「有個同學知道我被打成右派，驚自己都有事，跳水自殺。」
陳友道遭受的懲處是褫奪校長職位，並被下令回鄉，名義是擔任生產監督，實際就是返鄉下耕田，歷時四年。他說自己算好運，很多知識分子被判勞動教養二十年，送到遠離家鄉的地方，與家人隔絕，死、傷、瘋了的都有。
校長去耕田
「差啲連泥都要食」
上山耕田的日子很苦，每天工作起碼八小時，沒有收入，從前當校長的50元月入失去了，如今只能與公社一起吃大鑊飯，每人只分得很少很少食糧：「我哋要食地瓜葉（番薯葉），總之見到乜都食，差啲連泥都要食埋。有個同鄉嘅爺爺，當年就咁餓死咗。」
1962年，陳友道終於獲得「摘帽」，他說：「我都唔清楚點解，總之話我表現好，可以重新安排工作畀我。」陳友道重獲自由，即向單位申請移居香港，但不獲批准。他惟有繼續留在福建當教師，但依然不能與妻兒同住，每星期只能團聚一次。
至1980年，經過無數次申請，陳友道獲批來港，然後逐步申請妻子與兒女來港。來港後，陳友道只能從事勞動工作，一天做五份工，在理髮店與圖書館等不同地方做清潔，朝七晚九。
堅持離鄉背井，為了當個清潔工？陳友道解釋：「我諗住香港有自由平等、有民主，大陸乜都唔得。」更切身的原因是：「幾十年來，人哋都用歧視眼光睇你，我唔敢同人傾偈，唔敢同人坐埋一齊，自卑感好大。」
家人受歧視
「大女升唔到大學」
摘帽不等於重見天日，自從陳友道被扣上右派帽子那一天起，他和家人都遭受社會歧視：「我大女想升讀大學，申請『三好生』唔批，升唔到大學，就係因為家庭背景唔好，係黑五類子女。」
中共建政60年，當年以言入罪的陳友道感觸良多：「共產黨點解會咁？人民連出聲都唔敢。咁點得？好似劉曉波咁，為人民出聲，唔係為自己升官發財，點解都要捉？雖然家經濟好，但係冇自由冇民主，好似一座有飽飯食嘅監獄一樣。」